《郵政法》第八版草案內容進一步擴大了郵政專營和普遍服務范圍的問題，日前50家非郵政企業聯合起草了一封質疑該草案的公開信，上交給發改委和商務部等有關部門。(東方早報9月20日) 　　在第八版草案中，150克以下的信件屬于郵政的專營范圍，5公斤以下的印刷品和10公斤以內的包裹也被列為郵政普遍服務范圍，以享受國家相關優惠政策。據悉，該草案目前已提交給國務院相關部門，遞交人大常委會討論指日可待。若該草案得以最終通過，各業務領域的非郵政企業將損失50%—90%的業務量。
　　實際上，在該草案廣遭質疑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內容并沒有向非郵政企業公開征詢，而是直接提交給了國務院相關部門。隨著《郵政法》若干次草案的修改、非郵政企業數次心驚肉跳的博弈，其中暴露出來的立法程序漏洞著實令人遺憾。
　　我國現行行政立法程序更多規定的是內部程序，不僅未將公眾參與作為基本要求，即便是規定了外部程序，公眾對行政立法的參與也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例如是否舉行聽證或討論，行政機關擁有自由裁量權，可以作為任意性程序隨意處置，而并非強行性義務。
　　《郵政法》所引發的種種爭議，凸現“公眾參與”這一行政立法程序核心機制的缺失。正如美國當代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眾參與，乃是重新賦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徑”。事實上，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下，只有讓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在立法過程中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夠在相互博弈中達成一種妥協，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公眾對最終立法結果的滿意和支持。
　　此外，只有所立之法能深刻地反映民意，公民才能積極主動地去守法，行政機關的執法效率也自然提高。相反，如果在行政立法過程中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以至民意基礎先天不足或民眾不甚了解，將使得立法最終難以獲得社會和民眾的普遍認同，即便法律通過且開始實施，最終執行成本也將很高。所以對于立法而言，“公眾參與”表面看來可能導致立法效率降低，但實際上意味著總體效率的提升。
　　就《郵政法》第八版草案的立法程序而言，一方面，一旦草案成為現實，就意味著目前我國數十萬家民營快遞企業、300多萬快遞從業人員將面臨破產和失業的風險，同城、城際間的非郵政快遞業務可能因此而陷入“癱瘓”，經濟發展將因此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在《郵政法》立法草案屢屢成為一家之言，導致眾多非郵政企業數次采取激進的方法獲得話語表達權力，整體社會成本因此而大大增加。
　　可見，強化民眾和利益主體對于立法的公平參與機制已經迫在眉睫，但愿《郵政法》草案最終能夠承載著民意，破繭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