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燃油稅改革 
　　新京報：燃油稅改革是最近公眾十分關注的一個議題。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94.3%的人關注此次燃油稅改革，74%的公眾擔心油價未降又添新稅。公眾的擔心是否多余？
　　李煒光：燃油稅征收，不能變成只是起到交養(yǎng)路費的作用。我覺得當前應該明晰一個問題，我國公路投資建設到底花了多少錢？征收的養(yǎng)路費、過路費又有多少錢？應該把這些賬算清。有種說法是，二級以上的公路，還不實行燃油稅改革，我覺得不能成立，大部分公路我覺得已經具備了實行燃油稅改革的條件。
　　新京報：我們知道，燃油稅最早動議于1994年，到2006年相關部門表示要“擇機”開征，如今14年過去了才要正式施行，原因在哪兒？
　　李煒光：我覺得更多的是利益之爭。燃油稅改革到底到位不到位，實際上是一個檢驗，檢驗接下來的稅制改革是否有決心。將來中國有很多稅種要出臺、調整，燃油稅改革做得好，就會為以后開個好頭，以后可能要討論房產稅、資本利得稅等征收，燃油稅改革處理好，就會對以后造成積極影響。
　　新京報：12月2日，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孫鋼透露，燃油稅將采取從量定額的方式征收，估計一升油征收額度在1元以下。您如何評價？
　　李煒光：采取從量定額的方式征收，用的油越多，支付的燃油附加稅就越多，可以起到調節(jié)人們用車的需求。所征收的這個稅，可以用來治理環(huán)境、養(yǎng)護公路，歸根結底要為公共利益服務。
　　新京報：日前，有人公開表示，由于當初的公路法修正案中已明確要將“燃油附加費”改為“燃油稅”，故其實施不需再經過全國人大審批。對此，你如何評價？
　　李煒光：《稅收征收管理法》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稅收的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執(zhí)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guī)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執(zhí)行”。稅收征管法是真正的人大立法，征收必須由全國人大決定。
　　全國人大授權行政機關可以對某些稅種進行征收，因為授權了，行政機關可以征收，但是授權必須在法制精神確立的情況下。同時，授權的時候，應讓被授權者明白權力的歸屬在哪兒？權是人大的，不是行政機關的，而且權力在人大這邊，如果人大覺得行政機關做得不好，還可以把權力收回來。
　　第二部分 減稅
　　新京報：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減稅措施，比如增值稅改革。增值稅轉型有什么意義？
　　李煒光：通過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并軌及其稅前扣除項目調整等途徑，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企業(yè)稅負，為企業(yè)科技進步、投融資能力和國內外市場競爭能力的增強，為激勵社會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創(chuàng)造條件。
　　新京報：減稅會不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下降？
　　李煒光：實際上，減稅只是名義稅負和微觀稅負的下降，并不一定導致宏觀稅負的下降。原因很簡單，一是減稅政策有效地激勵了投資和消費，經濟增長造就擴大的稅基；二是納稅人偷逃稅的動機減弱，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
　　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應當是通過逐步減稅，把我國建成世界上稅負輕的國家。因為只有稅負最輕的國家才能建立納稅人與政府之間良好的互動關系，才能保證經濟社會持續(xù)的增長和發(fā)展，才能給政府稅收創(chuàng)造可以長久支撐的牢固基礎。
　　新京報：為什么減稅這么重要？
　　李煒光：因為稅收在中國是剛性的。政府要給企業(yè)提供好的生存環(huán)境，這樣才能讓企業(yè)更好地發(fā)展。我們一塊去長三角找企業(yè)調查，一調查都傻了，有很多企業(yè)還在，實際上沒辦法生產，很多原因就是因為老板不愿意干了，主要問題是欠債，一旦資金鏈斷了，政府沒有給中小企業(yè)更多的優(yōu)惠，企業(yè)就會面臨生存危機。
　　實際上減稅就是降低了企業(yè)的成本，企業(yè)可以多留利，不管是增值稅也好、所得稅也好，減稅以后最后反映在所得稅上，交的稅多，企業(yè)利少，甚至導致企業(yè)虧損。如果減了稅，企業(yè)留利多，就會把這筆錢用在未來的生產上。而且你減稅以后，給企業(yè)會有一個很好的預期，政府確確實實為企業(yè)考慮。這次金融危機給了政府一個表現(xiàn)機會。中國的中小企業(yè)占企業(yè)的比例，是占絕大的比重。它們提供的就業(yè)崗位達到75%以上，提供的稅收能夠占到50%以上。所以，減稅比擴張投資更重要，而且政府還可以通過減稅達到比刺激消費更重要的效果，對企業(yè)產生也是很好的激勵作用。同時，當前就業(yè)形勢嚴峻，一些地方出現(xiàn)民工返鄉(xiāng)潮，明年大學畢業(yè)生有600萬人，給中小企業(yè)減稅，讓它們更好生存，能刺激就業(yè)。
第三部分 個稅 
　　新京報：個稅起征點調整方案已上報國務院，有望年內出臺，有消息稱，個稅免征額要調整到2500元，而您在前段時間，即判斷個稅免征額調整到3000元就不錯了，您的理由何在？
　　李煒光：當時我的判斷是，因為今年個稅免征額已經從1600元提到2000元，提了25%，這已經到了政府的正常承受能力了，一下子提到3000元，提高幅度太快，就太過頭了。我多說一句，上次說調整1600元，其實，討論的時候多數(shù)人認可的就是1600元，但是對外宣布的是1500元，這個1500元是有意識說的，是留出來一個緩沖，這個過程我參與了，所以我知道，這是一種策略。
　　不過，現(xiàn)在我覺得，從現(xiàn)實考慮，即便個稅免征額提高到3000元還不夠，要對經濟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擴大內需，激勵人們的消費，應該是在5000元。
　　新京報：大家對個稅免征額一刀切很有意見。
　　李煒光：個稅免征額不能一刀切。一般說，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地區(qū)，居民為維持工作、生活的消費支出也就越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也就應該相應設計得高一些才合理。這么大的國家，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差懸殊，一刀切地弄一個免征額標準，北京的窮人繳的稅可能比西部地區(qū)的富人要多得多，明顯的不公平。
　　新京報：這么說，各地標準也應該不一樣。
　　李煒光：是的。應該看到，在我國，不同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存在著巨大差異，2000元的個人收入水平，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可以成為高收入者，而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也就是解決個溫飽。
　　個稅的征稅原則是：不能征收公民維持個人基本生活所需支出部分，在北京2000元只能維持個人基本的所需，如果免征額太低，就會使他們生存困難。
　　新京報：那么，您覺得各地如何征收個稅？
　　李煒光：我國個人所得稅屬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種，地方對之應該擁有一定的調整空間和一定的浮動范圍。應根據價格指數(shù)調整個稅的免征額標準，建立個人所得稅應稅收入、級距、費用扣除等與價格指數(shù)(通貨膨脹)之間的聯(lián)動機制和彈性空間，由地方根據當?shù)氐慕洕�增長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把這個權力賦予給地方人大，然后讓地方人大自己處理這個事情。
　　新京報：目前這種情況下怎么辦？
　　李煒光：如果不賦予地方人大自行確定個稅免征額的權力，繼續(xù)一刀切的話，我希望免征額是5000元，再高了，比如8000元，10000元不太現(xiàn)實。到5000元，全國人民應該比較滿意了。
　　當然，即使免征額標準如我們希望的調整到5000元以上，也只是對現(xiàn)行稅法的一次調整而已，仍然達不到調節(jié)收入水平的層次，還需要對它做進一步的“外科手術”式的改革。
　第四部分 稅負 
　　新京報：福布斯雜志曾經推出全球稅負痛苦指數(shù)，中國位居前列。然而，日前也有專家稱：“從宏觀的情況來看，中國去年的稅收，占整個GDP的18.5%，跟其他的國家比，都是偏低的。”你如何看待我國的稅負？
　　李煒光：稅負重不重要看宏觀稅率，去年我國稅收總額為49449億元，GDP是24萬億元，比例看起來已經不算小。除了收稅之外還有各種費用，統(tǒng)計顯示，如果把所有的稅費都列進來，恐怕不會少于9萬億元，這樣一來比例就達到36%、37%。目前我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6%以上，這里所說的“大口徑”，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債務收入、企業(yè)虧損補貼等，合為稅費總收入，其占GDP的比重，就是“大口徑宏觀稅負”，已經遠遠高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fā)達國家還要高。
　　新京報：稅負與保障體系有什么關系？
　　李煒光：我的觀點是，如果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公眾的稅痛指數(shù)就會下降。實際上，這個稅痛里面，有個人的幸福感、個人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水平。其實，法國、比利時等國家的稅負也比較高，但他們的社會保障做得好。
　　第五部分 納稅人意識
　　新京報：您如何看待納稅與公民意識？
　　李煒光：現(xiàn)代社會人民和政府關系的建立，正是公民依法從納稅這一點開始的。
　　只有在稅收法定主義之下，只有公民權利到位的前提下，公民才對國家負有服從的義務，才可能自覺地承擔起納稅的義務，也才可能誕生真正意義上的“納稅人”。
　　我要補充一點，一般人都認為，納稅就是讓政府提升公共產品，我感覺這有問題。實際上花錢買的首先是它的責任，為什么要強調責任？因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嚴格說來，我們每個人已經都在享受了。關鍵就看這個責任在里面，政府必須要做好某些事情，不做不行，而且只能做好，不能做壞。
　　本報記者　王石川 趙繼成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