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雙防"方針（防過熱、防通脹）來避免明顯的通脹危機。”近日，在“第一屆成都經濟發展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學院副院長王一鳴縱論當前的宏觀經濟格局。
王一鳴預測，“今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是高起點，緩上升”
關鍵要調整利益分配機制
王表示樂觀的理由是看到了規模市場效應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帶來的市場需求的拉動，另外從供給上看，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有所提高，都增強了供給能力。“所以我從樂觀的角度說，GDP的增長將從高位回穩，小幅回落。”
而對于尚無減速勢頭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王一鳴肯定地表示，“從趨勢上看，是階段性上漲而不是持續性上漲。”
“和CPI增長基本類似的是，PPI也改變了基本平移的態勢出現了明顯的回升。”王一鳴說。
“過去幾年中，中國形成的生產和出口能力正在釋放過程中，在低成本出口方面，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超過中國。”王一鳴表示憂慮，“所以，今年經濟走勢不確定性趨勢漸顯，內部矛盾積累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又從內外兩個方面放大了這種因素。”王所指的外部環境正是美國的次貸危機。
但是現在，針對越來越撲朔迷離的經濟形勢，在國內已經開始有了“貨幣派”和“成本推動派”的紛爭。
“我不是貨幣派，我個人認為這主要還是由于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根源所致，更多的原因還是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調。另外，資源性產品結構的扭曲放大了投資規模。所以關鍵還是要從調整利益分配機制入手。”王一鳴說。
按照王的解釋：長期以來我國水、電、油等資源產品和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勞動力相對過剩也使工資水平難以上升，使投資成本被過度壓低，直接推動了投資過快增長。資源性產品價格扭曲和投資成本過低、投資成本和生產要素價格過低，又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生產要素的投入，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特征更加明顯。而在生產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力求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又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對投資和生產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
建議運用結構性減稅政策
去年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則是具體的措施。
“堅持從緊的同時，還要增強靈活性。對內穩健的前提下，仍需要適度偏松。以回收流動性。”王一鳴表達了他的觀點。
“我們在政策的制定上一直面臨兩個挑戰。一方面外部輸入減速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兩種因素疊加，會不會使經濟減速趨勢加強，這個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這樣，通過擴大內需來彌補出口回落的影響，才能使經濟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王一鳴表示。
王建議：考慮運用結構性的減稅政策。改革財稅體制，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提高中央的支出責任；制定財稅政策向公共品傾斜，加大居民收入。
“現在正是做這些事情最好的時機，不然等到經濟形勢反轉之后，就又來不及做了。”王一鳴說。
近年來，國民收入分配一直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按可比口徑計算，政府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業從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則由63.8％下降到56.5％。
“而企業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較高的利潤率帶來的，而在高利潤的驅動下，企業必然進一步擴大再生產和增加投資。近年來銀行信貸資金占企業投資份額不斷下降表明，企業投資能力還在不斷增強。”王一鳴說，“為什么投資增長那么快，投資增長為什么高度依賴出口，核心問題是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就是儲蓄、投資、消費比例失衡，最根源的問題是政府、企業、居民在總收入里面結構失衡。”
在出口減弱的格局之下，行政性壟斷行業的開放競爭以及對資源稅費領域的改革需要政府回過頭來在經濟體內部認真理順和重建。
“資源稅的改革，我們提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沒有有效的推進。還包括其他的價格，比如水價、電價、燃氣價格等等，這些都需要改進。”王一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