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已于近日通過并印發，該文提出“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我們認為，多年未曾出現的這一表述反映出中國經濟依然存在冷熱不均、起伏不定之憂。 
    其實這也正是宏觀調控始終不能放松之緣由，因為經濟擴張期的繁榮背后，往往伴生著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并帶動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不斷上行，而這種看似自強化的怪圈一旦遭遇內外部環境突發變故（如美國次貸風波），又會因為有效需求不足或資本離場止損而演化為較長時期、較大范圍的金融動蕩與經濟衰退。 
    國務院適時提出防止經濟下滑可謂未雨綢繆。2008年以來，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開始出現回落勢頭，出口增速更是一反近年常態降至20%以下，這些宏觀面上的變化趨勢反映在微觀層面則更為“扎眼”：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兩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僅為16.5%，遠低于去年同期的43.8%，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甚至出現負增長，而去年同期的增速則高達49.3%。 
    中國經濟每每經歷短暫通貨膨脹后迅速出現下行拐點，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長期存在的投資、出口與消費間的結構性失衡。2007年，三者對GDP增長的貢獻度分別約為38%、24%和38%，而在美國，后一數字往往達到80%左右。這種增長方式的偏頗，很容易造成生產要素過度投入到包含初級勞動較多、因而較易實現比較優勢但又較難實現技術變遷的部門，以及其他一些遠離最終消費、甚至邊際效應為零的領域。由此，因需求虛增而導致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往往只能由企業自行消化，其利潤率惡化所帶出的職工消費萎靡則再次成為下一波失衡的起點。 
    決策部門為了提高經濟運行中的自主性、靈活性而付出的努力值得稱道，只不過，至少在可觀測范圍內，這些努力往往因為問題的復雜性而鞭長莫及甚至左右為難。譬如說，為了遏制低利率環境下的投資沖動以及當下已經出現的通脹趨勢，央行應以適度加息進行調整，但另一方面，加息將消減政府為使過熱行業降溫而采取的緊縮貨幣政策的效力，因為加息將導致更多以套利為目的的資金流入，而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將導致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從而使緊縮貨幣政策趨于無效。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上述知與行的困頓深刻體現出“政府在發展中的角色”這一“當前最激動人心、結果最富爭議性的發展問題”，因為盡管從二戰以后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的實踐來看，這些新興國家與地區的超常規發展的確受益于政府的有效干預，但是，這些經濟體的政府對發展過程的干預究竟有沒有同時破壞市場機制？我們究竟有沒有很好地體會了“非古典”領域成功的政府干預的存在？經濟學發展的現階段仍然未能就此得出完備的答案。 
    于是，一方面是問題的無比復雜，另一方面是工具的相對匱乏，我們該怎么辦？從長期的視角來看，發展，永遠是最硬的道理。而在具體實踐中，哈佛學者德懷特?帕金斯對于中國改革經驗的總結不應被忘記：“對于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改革的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忘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這種看似飄渺的說辭若細細品味，也許可以幫助發展中的中國心無旁鶩專心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