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企業，特別是目前業績還可以維持的企業，必須以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待5年后或是10年后自身的前景，必須考慮企業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下的生存之道 
　　對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幫助現有的企業盡可能地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轉變，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的高附加值的產業和企業
　　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很難持續，政府和企業必須未雨綢繆，及早謀求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變。 
 
    近日參加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新制度主義視野下的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國際經濟高峰論壇”時，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高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中國的比較優勢走到了盡頭
　　《第一財經(相關:理財 證券)日報》：對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中國經濟學家援引“比較優勢”的概念，認為20多年的增長來源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等方面的后發優勢，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而你在不久前撰文認為，中國基于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比較優勢走向競爭優勢。能否介紹一下你提出這一觀點的背景？
　　高柏：中國的后發優勢，就是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在過去30年里的確為中國參與全球生產分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作出了很大貢獻。如果人民幣不必升值，中國可以永遠這樣做下去。然而，在中國的綜合國力增長后，人民幣必然要升值。換句話說，正是由于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的成功，帶來了今天中國必須向競爭優勢轉變的局面。在人民幣升值這一長期趨勢下，這種基于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很難持續下去。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中國要完全放棄比較優勢發展模式嗎？
　　高柏：我并不是主張中國從此不做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我們可以將中國經濟理解成一個由很多企業組成的整體，在這個整體里，企業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有像華為這樣的創新型企業，也有給別人打工、做OEM的。多樣性是一個經濟體適應外部變化的保證。我的主張是，希望自主創新的企業越來越多，而不是說讓政府來下令，將勞動密集型企業全部關閉。這樣做會嚴重影響就業，我們不可能主動制造失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企業還要在中國能挺一天是一天，畢竟可以解決就業問題。
　　但問題是現在就得有人去想，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所以，不是說我們現在就不要做襯衫了，我們應該準備的是當有一天我們想做人家也不讓做時的因應之道。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自主創新是中國企業發展的道路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中國所面臨的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外匯儲備日益增長、國際壓力逐漸增長等一系列問題，似乎正在印證你的一些判斷。在內外壓力下，中國沿海一些企業面臨倒閉的可能，不少企業感到壓力重重。你認為這些企業應該怎么辦？而政府又需要做些什么？
　　高柏：這是一個需要中長期考慮的問題。不能說你明天活不下去了，今天才來想辦法，這已經來不及了。在海外企業的發展歷史上，很多企業被淘汰了，就是因為沒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
　　我們需要未雨綢繆。許多企業，特別是目前業績還可以維持的企業，必須以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待5年后或是10年后自身的前景，必須考慮企業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下的生存之道。對政府而言，在2005年明確提出了要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戰略的提出，是對以前發展戰略的一個重大調整，這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提出的新的發展路徑。對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幫助現有的企業盡可能地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轉變，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的高附加值的產業和企業。后面這一條是政府更應該花大氣力去做的。在具體的產業、企業內部，這一戰略如何能得到貫徹是各級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一個既定的體制里，要進行重大的轉變必然面臨著許多矛盾。任何一個體制里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對于這一新戰略會有不同的看法。如何整合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同時又推動在體制上、法規上落實這一戰略是政府亟須做的事情。
　　《第一財經日報》：在你看來，與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發展模式如何？
　　高柏：我曾經比較過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的相似和不同。 二者相似的是缺乏微觀層面的監控機制，而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重視科技為基礎的競爭優勢，也即創新。雖然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衰退得厲害，但日本的汽車照樣暢銷全球。我曾經指出，與日本的模式比較，中國模式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日本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泡沫出現之前，已經解決了國內不平等問題；二是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將技術創新作為競爭優勢的基礎。
　　全球化的巨大影響
　　《第一財經日報》：從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國經濟都只是全球經濟鏈條中的一環。你曾提出一個觀點，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商品、技術、資本、勞動力的跨國流動的結構性過程，也應該把它看作一個制度性的過程。全球化對中國的企業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
　　高柏：我在2004年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日本經濟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一書中，講到日本成功的制度為何到上世紀90年代后就一蹶不振，而且持續時間如此之久，闡述全球化如何改變了國際金融秩序，經濟體制中如何存在內在的矛盾。這種內在矛盾表現出來的特征就是企業的治理機制重協調而輕監控，乏人監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這種體制沒事，金融風險很小，固定匯率、中央銀行負責匯率，企業不用擔心因為匯率變動而導致海外資產的波動，匯率變化非常緩慢，要由各國談判決定。
　　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之后，瘋狂投資已無人監控，投資過猛，到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所有發達國家的高速增長被迫結束，迫使發達國家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去追求資本的效率提高。日本原有的無監控、競爭式的瘋狂投資到了浮動匯率、金融自由化時代，就導致了嚴重的投資過熱，最后泡沫破裂。
　　從固定匯率到浮動匯率，所有跨國公司都有一種強烈愿望，把自己的海外資產在不同的貨幣之間進行及時的自由兌換。并且，在浮動匯率的條件下，大銀行有了謀利的空間，所以它們也積極推動西方各國政府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是，國際外匯貿易額和國際貿易額之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的二比一發展到今天的一萬多比一。金融資本已經完全從貿易中分割開來，成為一個可以獨立運作攫取利潤的領域。現行的國際金融體制伴隨著極大的風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的中國，正在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方向是向自由浮動匯率制度邁進，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也在向金融風險接近呢？
　　高柏：風險是肯定的。對中國經濟而言，浮動匯率風險必然加大。我個人感覺國際接軌論是基于一個錯誤的假設，即歷史是線性發展的，以為西方走過的路中國也要跟著走。問題在于，全球化是以一種鐘擺的形式發展的，在保護社會和釋放市場力量之間一直在來回擺，在生產擴張和金融擴張之后都有大的危機，然后從頭開始。這樣來看，全球化大方向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財經日報》：有人認為，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對美元本位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人民幣或歐元可能沖擊美元本位制，全球金融體制會受到挑戰。你認為下一步可能會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或體系，來延續全球化的進行？
　　高柏：每次全球化的浪潮以生產和貿易的擴張開始，然后走向金融和財政的擴張。只要有金融擴張，出現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只要有全球性危機，舊的霸權體制就可能崩潰。次貸危機有沒有可能結束美元本位制？還有待繼續觀察，要看這次危機深刻到什么程度。現在還沒有那么明顯，但是不是在往那個方向走？這是一定的。目前之所以石油價格飛漲，其部分原因在于石油用美元計價。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條件下，如果石油價格不漲，石油輸出國就要賠錢。但是，如果石油真漲到200美元一桶，各國肯定會受不了。用不了到那一天，就會有人要求國際上用一種強勢貨幣來計價。如果這種局面真出現了，就意味著美元本位制的崩潰。正是由于美元本位制，美國才能向全世界借錢。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離開美元本位制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有總統候選人表示，如果其當選總統，將命令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制定有關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上運作的透明規則，因為這些資金對美國經濟主權構成了潛在威脅。你如何看待美國這股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高柏：這反映了美國部分選民的愿望。經濟問題是本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最重要的議題。保護主義思潮的抬頭實際上反映出發達國家選民對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沖擊的深刻恐懼。這里邊的道理很簡單。按照新古典經濟學思維，資源配置的效率為至高無上的原則。如果把全世界作為一個勞動力大市場，實現最佳、最有效率的資本與勞動力的配置，意味著發達國家目前所有發展中國家能干的工作將全部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如果是這樣，選民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選民，當然反對全球化。不管誰當選，只要外包、離岸生產等情況繼續，失業率就會越來越高，選民早晚要嚷嚷，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必然會180度轉彎。總之，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調整期，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會有許多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