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用、福特等國際汽車大鱷紛紛出售旗下業務拼命減肥的時候，國內汽車企業遏制不住做大做強的欲望，紛紛出手。先是廣汽入股長豐，眼下就是兵裝集團旗下的長安汽車與中航汽車屬下哈飛、昌河的牽手，11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將揭開這層面紗。
增總量，更要調結構
一個人，如果成長的強健，不是簡單的增肥，更不是單純的長個大肚子或者大屁股，而需要全面增長，把贅肉經過消化鍛煉成長為肌肉。無疑，長安汽車與哈飛、昌河的整合從眼下可以迅速形成規模，總量指標能夠穩居第四。但規模不等于效益，有個身軀，不等于結構勻稱，而三家整合后的結構調整面臨的挑戰將遠遠大于廣汽之于長豐，也甚于以前上汽、南汽之間的整合。
其挑戰在于四個方面：
一是產品結構類似。上汽與南汽和整合更多地表現為乘用車與商用車之間的延伸，相互之間的互補性遠大于競爭性。而長安、哈飛和昌河都聚焦在微型車市場，三者之和就意味著微車的重疊交叉，從結構上看難以形成勻稱的身材，更多是底部的放大。
二是產能布局之間的協調。合并的邏輯在于長安產能不足，而哈飛與昌河產能過剩，將來長安可以將產能不足部分調劑到其他兩個企業。邏輯的合理并不意味著現實的可行，在諸多車型中選擇那些車型進行調劑，砍掉哪些車型，保留哪些車型，還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同企業出發點往往不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統一決策和執行機制，這種設想和邏輯將難以獲得正面效應。
三是渠道終端之間的整合。將來三家渠道整合將是影響經銷商積極性甚至市場份額銷量增長的關鍵要素之一。作為微型車，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利潤低，盈利困難。而渠道中整車物流成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哈飛的整車發往深圳，其物流成本甚至可以抵消其整車盈利。同樣，長安的產品發往東北，其利潤也大幅被侵蝕。將來三家產品是劃區而治，還是在不同基地生產各種不同品牌產品，都需在品牌戰略、渠道戰略層次厘清的。如果梳理不清，相互混淆，不僅削弱了三個品牌的競爭力，更麻煩的是失去消費者信心，必然會讓近年勢頭強猛的五菱趁虛而入。
四是供應鏈的整合。三家微車企業通過多年經營，形成了三個地域幾乎完全獨立的供應體系。整合要效益，必然要對配套體系動刀，才能實現規模效益，降低成本，而這必然觸動原有供應體系的利益，在三個企業之間如何權衡妥協，將是一個頭疼問題。如果保持原有體系不動，則難以達成整合后規模效益的目的。
文化融合，管理提升，還需強勢帶動
不管東風和日產，還是上汽、通用和五菱，戰略合作后管理明顯提升。但對于同屬軍工企業長安、哈飛和昌河來講，文化融合和管理提升都有著很大瓶頸。前者外資的導入不僅是資金和技術，還有幾十年市場經濟運營背景下管理思想的輸入及現代企業經營體系，也就是強勢現代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導入與推行。而作為兵裝和中航軍工企業背景下的長安、哈飛和昌河，都有著較強的國企運行特點，哪個企業更強勢，哪個管理體系更現代，沒有特別明顯的差異。相對來講，長安汽車在拼殺中贏取了一些寶貴經驗，也通過引進咨詢公司導入了相對先進的市場管理體系，這與其更強的控股權和話語權還是對稱的。但如何能夠把這種相對優勢放大，還需要強勢的文化并因勢利導地推行。
整合成功的標準在于產業價值鏈運營能力的強化
整合之后的效果，從靜態上可以看做三家之和的產銷量，這僅是表現現象。量的擴大不代表質的提升，質的提升需要通過動態調整來實現。這就需要整合者能夠站在產業價值鏈高度，從研發、采購、到生產、物流、營銷全面整合各方優勢資源，形成合力。比如，研發中心的設立，微車的放在重慶，而轎車的研發設計放在哈爾濱。這樣，根據原有不同企業資源能力進行調配，達到互有長短，相互支撐的合理結構。在生產上，更需要根據不同區域市場的需求特性，進行全國統一分配產能，一方面可以節省物流成本，另一方面還可以更好利用生產能力，更高效度地攤低固定成本。
產業價值鏈運營能力的提升不僅體系在每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整個鏈條的調度、分配、調節能力，這要求整合后必須要設立一個決策中心，在統一的決策中心下形成統一的營銷體系、采購體系及研發物流體系，而生產功能可以分別獨立。三家整合后，要達成這樣的效果，從目前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面臨巨大的挑戰，長安與哈飛、昌河的整合需要出色的智慧，堅定地執行。因為，三者的整合不僅僅是給政府一個交代，給股民一個期許，更重要的是，其面臨著通用五菱強有力的競爭。
瘦身增肥，各取所需
國際汽車巨頭著力做減法，而國內車企卻背道而馳，紛紛增肥。看似矛盾，卻也表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心態。其一，國際市場環境特別是美國正遭遇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消費信心指數的低迷及信貸的緊縮嚴重挫傷了汽車消費；而國內汽車市場正在勃然興起，國人汽車的普及之路正如八十年代的彩電消費一樣正在加速爆發，加上政策的鼓勵與刺激，家用汽車普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期。其二，美國汽車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早已經歷了諸侯割據，魚龍混雜的階段，形成了通用、克萊斯勒、福特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中國汽車產業，正在上演著戰火紛飛，地方、部委及民營企業都在沖鋒廝殺，寄希望成為最后那三四家世界級的巨頭。國資委汽車產業發展四大的政策導向，也是導演這場重組大戲的背后根本動因。其三，國際巨頭的瘦身行動，是減掉其快速發展階段形成的贅肉，為適應消費氣候變化而采取的結構性調整。而中國汽車企業面臨的確是消費急劇擴張而表現出來的產能不足或產能分布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