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也就是上海被迫開埠六十多年前，英國人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在這部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里，亞當·斯密指出，整個現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工”基礎上，“交換”是“分工”的前提�！胺止ぁ焙汀敖粨Q”的發達程度受制于市場的廣狹，而交通是影響市場廣狹的決定性因素，水運則是交通中最為便宜的，所以，現代文明多發軔于水運發達的地方。 
　　他說，地中海之所以是現代文明之發祥地，是因為地中海是地球上最大的內海，沒有潮汐，海面平靜，其中島嶼棋布，在沒有羅盤、造船業不發達的時代，是最為適合的國際航運區域。
　　為了說明水運之廉價和高效，他對陸運和水運做了一個比較，在運輸時間相當的情況下，200噸的貨物，如經內陸水運，需要6至8人；而若用陸運，則需要100人、400匹馬。若非貴重物資，是承當不起如此昂貴的運輸費用的。
　　“假使世界上只有陸運，則僻遠地區間的商業，一定會無法進行。有什么貨物，負擔得起由倫敦至加爾各答的陸上運費呢？”亞當·斯密慨嘆道。加爾各答是印度的港口，當時，印度正在逐步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亞當·斯密迄今三百多年了，人類的交通運輸工具發生了諸多的革命，但是，水運一直是最為廉價的運輸方式。大體而言，運輸成本以航空最貴，其次是公路，再次是鐵路，最后是水運。
　　1960年代以來，由于航海技術的提高，特別是造船業迅猛發展以及集裝箱技術的廣泛應用，遠洋運輸價格直線下降。任何去過美國的沃爾瑪、宜家的中國人都會驚奇地發現，那里賣的物品大部分來自中國，而且價格基本上跟中國國內的價格差不多。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廉價的航運使得全球范圍的大分工成為可能，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全球化”。
　　海運少不了港口。事實上，從地中海的威尼斯、歐洲的阿姆斯特丹、倫敦，再到美洲的紐約，然后再到亞洲的東京、香港、新加坡，你會發現，這些次第興起的世界級經濟大都市，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以港立市。(我們且不討論那些主要依靠政治力氣支撐的大都市。)
　　而且，上述大都市也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金融中心，這一方面是因為水運的風險性格外需要金融業中的保險業服務，更直接的是因為物流和貿易自然會帶來現金流，這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前提。
　　建設“東方大港”是當年孫中山的夢想，躋身于倫敦、紐約之列，則是上海的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