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建民 趙建武
    煙臺作為中國近代重要的沿海開放港口城市，源起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設置的“奇山守御千戶所”，因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簽訂的《天津條約》而于公元1861年正式開埠。
    19世紀中葉，煙臺已是一座商貿繁榮的海港，卻沒有正規的碼頭。煙臺開埠后，雖然在南、北太平灣分界處，修建了一座海關碼頭，靠泊能力僅500噸，500噸以上的輪船，只能停泊在遠離碼頭的深水中，貨物、旅客全靠小舢舨過駁轉運，由此，產生了一支龐大的裝卸隊伍——碼頭工人。其中有“搖舢舨的”、“扛包的”、“背客的”和“打閑的”四種行當。
    “搖舢舨的”多為幾人合伙買一條舢舨，搖櫓往返于碼頭與停泊在深水的輪船之間，把貨物和旅客從碼頭運到船上或從船上運到碼頭�！翱赴�的”負責把貨物從碼頭或輪船扛到舢舨上，再從舢舨上扛到輪船或碼頭。“背客的”負責把旅客和旅客的行李，從碼頭或輪船背到舢舨上，再從舢舨上背到輪船或碼頭�！按蜷e的”是上述三種以外沒有固定行當的散工，哪里有活便到哪里干。
    當年的碼頭，全靠人力裝卸，所以“扛包的”最苦、最累、最危險，他們扛著沉重的貨物，一步一顫地往返于搭在舢舨與碼頭之間的“橋板”上，稍有閃失便會墮入海中，所以“橋板”又稱“絕命橋”。不論哪個行當，都要受幫主、工頭的盤剝，勞動所得微乎其微。據清末統計，老煙臺的碼頭工人達5000余人。1900年，碼頭工人集居地，形成了一條北起海邊，南至北大西街，長280米的胡同，因住在這里的碼頭工人多為單身，被稱為“光棍弄子”，1932年改稱“光國弄子”（今光國巷所在地）。
    后來一些碼頭工人陸續成了家，可是“出盡了牛馬力難養老小”，子女根本上不起學。直到解放后，碼頭工人子女才獲得了學習的權利，位于羅鍋橋北的工人子弟小學，便是碼頭工人子弟最集中的學校，由于解放前延誤了他們的學業，十五六歲才開始上小學一年級。一位解放初在工人子弟小學任教的老教師說：“解放后，由于教師缺乏，一批煙臺一中的初中畢業生，被集體充實到教師隊伍中，我便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們的年齡僅十六七歲，進入工人子弟小學后發現，很多學生比我們這些教師的年齡還大。”
    今日的碼頭工人，“天地廣闊前程遠，迎千輪送萬船重任在肩”。但他們不會忘記先輩們所創下的基業和經受的苦難。
    煙臺港開放之初，洋貨進口的主要品種是：鴉片、棉布、火柴、鐵制品、胡椒、糖等。土貨出口的主要品種有：豆、豆餅、棉花、棗、咸魚、粉絲、小麥等。
    煙臺開埠，標志著煙臺半殖民地化的開始。西方列強乘機而入，紛紛涉足這古老的海濱。英國人依仗在煙臺開埠的特殊地位和最先來到煙臺的有利條件，在煙臺山上最好的地段購地蓋起了領事館。繼英國之后，法國、美國、挪威、瑞典、德國、日本等國先后在煙臺山上設立領事館，從1861年煙臺開埠至1932年共有17個國家在煙臺設立領事館。西方國家除在煙臺山設立領事機構外，還在山下設立洋行、銀行等，以加強經濟侵略。1864年（同治三年），英國商人在煙臺山下首設和記、匯昌兩洋行，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代理等業務。至1891年（光緒十七年），有英、德、美、日等國外商，洋行11家。甲午戰爭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承認外國在華投資權，煙臺遂成外商主要爭奪市場之一，洋行急劇增加。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外商發展到26家，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增加到40家。其中以日本商行最多，達19家，英、德、美次之。這些洋行，依靠其駐煙臺的領事機構和對海關的控制，基本形成了壟斷性經營，控制著外貿出口和航運權，從事著鴉片貿易等非法商業活動，將大量農副土特產品低價掠走，把大量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入到煙臺及內地市場進行傾銷。到1905年，煙臺的對外貿易額達到1420萬海關兩，其中洋貨進口960萬海關兩，土貨出口僅為460萬海關兩。在整個對外貿易額中，進口貿易額是出口貿易額的2倍。
    煙臺港自1861年8月對外開放后，內地大批勞動力開始向沿海流動并在煙臺聚居。這是煙臺城市興起和發展的基礎。據統計，港口開放10年后，從事各行業的人員總數已經達3萬多人，其中外國人250人。這3萬多人中，從事港口活動的人員占從業人數的40％，主要是舢板工人和港口裝卸工人。其他行業如商業占29.6％，客棧占7.6％，海關和衙門雇員占1.1％，洋行本地和雇員占0.7％，小攤販占16.9％�？梢哉f當時的從業人員的活動主要是圍繞港口而進行的。
    隨著人口的增加，煙臺的地域范圍也逐年擴大。以煙臺山為中心，呈扇形向東、南、西三個方向展開。當時煙臺的街道大小有上百條，最主要的街道是，橫貫市中心、東西走向的有北大街、西大道街；南側平行的有老廣仁堂街、南鴻街；縱貫市區南北的則有安仁街、白善街、儒林街、桃花街、菜市街、面市街。
    煙臺開埠在我國近代對外開放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它是當時中國北方3個對外開放口岸之一，在1898年前是山東省惟一的對外開放口岸。1861年煙臺的開埠及中國其他口岸的開放加速了整個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使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瀕臨解體。但港口的對外開放，也在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的發展，并促進了民族資本企業和新式航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