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30年來，改革開放是支撐中國這個巨人大步前行的雙腿，那么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就是一瘸一拐地趕路，因為開放這條腿明顯短了。3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提出要建設開放高地。 
　　在3月4日的重慶代表團記者會上，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黃奇帆有個簡單介紹：“重慶利用外資增幅連續3年保持在50%以上，由3年前的10億美元發展到去年的63億美元，成為內陸地區利用外資規模最大的地方，增長率也最高。國家現在有3萬億元左右的外匯儲備，鼓勵我們盡量‘走出去’，去年我們也有50多億美元的海外投資，而且這些項目都得到了國內有關部門的批準，也同樣得到了國外各方面的批準，最后都簽約成交，取得了成效。應該說，‘引進來’、‘走出去’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形成內陸開放高地建設的一個效應�！�
　　其實，在開放方面，重慶還取得了一系列體制機制上的突破，這些突破跟三年來的成績有關，但其影響要深遠得多。
　　第一個突破性進展應該是用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的模式拿到惠普4000萬筆記本電腦訂單，這個突破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改變了內陸加工貿易為零的歷史，不但使得重慶奠定了1億臺筆記本電腦的產業集群基礎，而且其他兄弟省市快速跟進，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加工貿易內陸時代。
　　隨之惠普設在新加坡的亞太地區加工貿易結算中心搬到了重慶，每年1000億美元的結算量使得重慶多了幾十上百億美元的稅收——今年1月的稅收為10個億。此外，重慶銀行業每年還多了幾十億元的業務費收入。中國每年1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結算，過去都在境外，重慶首次把這塊肥肉咬回來一口，這是第二個突破。
　　觸類旁通，重慶又盯上了國際電子商務結算，在中國率先建立了結算中心，今年也開始要交稅了——按照黃奇帆的判斷，將來的國際貿易，將是傳統貿易、加工貿易、電子商務貿易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三個突破是劃時代的，開辟了渝新歐鐵路專線，打通南線歐亞大陸橋。從中國沿海到歐洲，輪船要30多天，走北線歐亞大陸橋要20多天，走渝新歐南線歐亞大陸橋，只要13天左右。黃奇帆認為，這相當于是古絲綢之路在當代復興。他近段時間在開會做報告談到這件事時，經常引用總書記在經濟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話：“要加快國際大通道建設，改善我國與東盟、中亞、西亞、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陸路連接的瓶頸狀況，發揮沿邊和西部重點地區對外開放和‘走出去’的橋頭堡作用�！�
　　面向重慶、面向國內的海外投資，這在央企來說不新鮮，50億美元好像也不多，但是如果想到整個中國去年海外投資只有400多億美元，其中央企和地方國有民營就占了近400億美元，就知道50億美元也不少了。關鍵在于，重慶把握了金融危機資產貶值的機遇，做的買賣都很合算，瞄準的又都是國內資源、技術、糧食等方面的不足。而且，重慶還設計了一套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在世界范圍內調配生產力要素的機制——比方說，投資一個國內市場需要的企業，利用美國的零利率和對中國市場的信心發行債券，到重慶來辦廠生產，產品賣到全國、全世界。
　　海外投資不新鮮，難得的是重慶的務實態度、操作原則和推進機制。這是第四個突破。
　　第五個突破，提出并踐行利用外資“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的九字方針，代表西部利用外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全方位——過去西部開放度不夠，基本要借助香港，重慶把觸角伸到了全世界；寬領域——不局限于工業，一二三產業，什么領域都可以引進外資；多渠道——利用外資新模式的“工作方針和要害：存量和增量雙管齊下，私募和公募雙管齊下，資產重組購并全方位全力地推進。”
　　還有一個革命性的突破，看似跟開放沒有直接關系，但是直接構成了開放的核心競爭力。這一點，黃奇帆在前幾天的記者會上已經提過了，可能還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實，近兩年來，黃奇帆在多個場合提到這個問題，包括農民工戶籍改革、公租房、地票等重慶先導的制度設計也都與此有關。對了，農民工。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勞動力資源，圍繞善待農民工、藍領工人進行制度設計、改善社會管理將形成一個區域的戰略優勢。
　　讓我們先從前些天一個著名的跨國公司董事長專程給黃奇帆“送禮”說起，這是重慶的遠見得到的回報。以下是黃奇帆在新聞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的摘錄：
　　年產1億臺，銷售值幾千億元，跨國公司幾天前送給重慶的“禮包”
　　最近遇上一件高興的事，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商。通常招商要談好幾個月——他這次一開口就說他們帶來了董事會的決定，他說他們注意到：一、重慶有農民工；二、如果說有十萬二十萬農民工，重慶立馬就有幾十萬套公租房，大家都有住的地方；三、開發區的標準廠房都建起來了，成本也不高。我現在要把幾千萬打印機、幾千萬臺監視器放在別的地方，別的地方要征地動遷、要安置農民工等，沒有兩三年哪里出得來？但你們這里什么條件都具備。他說，我們董事會決定，半年時間會在重慶搞幾千萬臺監視器、幾千萬臺打印機、幾千萬臺電子產品，總量大約一億臺。我們當然很高興。
　　解決民工荒問題的關鍵是推進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
　　最近沿海地區確實出現了“民工荒”，我自己認為，解決民工荒、避免一年一次的民工返鄉返城模式的根本出路是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如果一個地方把戶籍改革搞得好一點，農民工就不再需要像候鳥一樣一年一來回，這個時候，這些農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就可以在工廠里穩定地工作，就不會出現今年100萬走了卻只回來了70萬或者哪怕回來了100萬但不是原來的那100萬人——結果又要重新來一次大培訓，這都是浪費財力、物力的很不合理的模式。我們必須從這個模式里走出來。
　　重慶吸引農民工的主要是兩條：戶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
　　重慶吸引農民工的主要是兩條：一、凡是在城里工作3年或者5年以上的農民工就解決其城市戶籍問題(按照新出臺的補充政策，在沿海工作的年限可以合并計算，比方說在沿海工作了3年，只要再在重慶主城工作兩年就可以取得重慶戶口)；二、你還沒落戶的時候，我就有公租房給你�。挥辛藨艏�當然更有公租房給你住，這樣農民工就有很好的生活環境。
　　此外，還有社會管理。以前國有企業員工的吃喝拉撒睡，從出生到進火葬場都有企業管著的那個模式，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社會和企業不分的計劃經濟國企模式早就被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擯棄了。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讓外商、讓投資者又管工廠生產線又管農民工的吃喝拉撒睡呢？
　　所以，重慶提出的模式是：大規模發展加工貿易，在這里就業的農民工、工人，廠區以內的事情工廠管，出了廠門就進入社區、城區，農民工的生活就跟整個城市的發展融合在一起。那么，他們的小孩上學、他們的住房、家庭生活、娛樂、各種消費都跟城市居民一樣，安居樂業。
　　善待農民工，在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生活環境、社會管理等方面如果做得好，就是最好的投資環境。特別是當中國經濟轉型、勞動力紅利逐漸消失、民工荒開始出現的時候，具備這種條件，就具備了最大的戰略優勢。
　　2009年3月重慶提出“走出去”，當時受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資源貶值、很多企業處于倒閉邊緣
　　在重慶開放領域的諸多突破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很有現實針對性。以下主要是黃奇帆2010年12月17日在重慶市政協形勢報告會上的回顧：
　　2009年3月我們提出“走出去”，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世界資本市場縮水、資源貶值，工業方面裝備和技術開始放寬對中國的限制，各種資產收購兼并，有點抄底的味道，而且國家外匯這么多，國家又鼓勵走出去——到了兩三萬億儲備的時候，進出平衡是很重要的邏輯。進出口貿易方面多去買一點人家的東西，投資方面有吸引外資投資的必要，也有走出去的必要——你不能說為了平衡不引進外資，因為外資帶來的不僅是資本，還會帶來國際化的企業管理、國際化的市場信息，帶來人才、帶來世界級的技術水準、各種產品，因為帶來這些會提高我們的競爭力、改造國內企業的發展水平。
　　我國現在一年海外投資400多億，其中中央企業300多億，地方國有民營海外投資100億，去年重慶被國家批準的走出去投資項目50多億美元。
　　我們要推動的是面向中國市場、重慶市場的海外投資
　　重慶市政府在推動“走出去”這件事上，一方面大膽，因為符合國家的政策導向；另一方面十分小心，堅決不搞體外循環式的海外投資——就是拿一包錢到海外買個銀行、企業、工廠，利用外國的員工在外國經營，經營的產品和服務在外國銷售，完全外國化的體外循環。搞得好帶動了別國的GDP，當然也賺點錢，搞得不好資本付之東流。
　　我們要推動的是面向中國市場、重慶市場的海外投資。比如針對國內市場特別需要的資源在國外進行投資，抓資源；針對國內特別需要的食品、商品，比如大豆(4359,-19.00,-0.43%)、油菜籽，在海外買土地；針對國內特別需要的裝備和技術進行海外投資，收購它的企業，把他的裝備技術拿過來；針對國內勞動力、加工能力的過剩，把關鍵行業的關鍵企業買過來，然后讓這個企業到中國國內搞加工，加工以后銷到全國、全世界去。
　　這種投資方式會推動中國市場和國外市場的融合，形成兩種市場的內外循環。我們這么總結、考慮、推進，現在也算是成功了，因為這個模式本身是穩妥的。外國人在海外遇上危機，和海外的市場結構有關；中國之所以能蒸蒸日上，和中國的市場結構有關。所以依托祖國母親，依托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循環，是省事、省力、更安全且能得到更多效益的模式。
　　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引來了惠普，打開了內陸發展加工貿易的一系列“死結”
　　包括重慶在內的整個中國內陸，發展加工貿易的開端在美國，2008年5月13日。那一天，黃奇帆帶領重慶團隊，用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的套路拿到惠普4000萬筆記本電腦訂單，又用惠普的訂單引來了富士康、偉達、英業達和他們的100多家配套商，國家因此半年內批給重慶兩個保稅區共計17平方公里，為全國最大。由此也引發了中國海關監管方式的變革和兄弟省市的跟進，現在已經有多個內陸省份在向保稅區靠近了。這是黃奇帆2010年9月在重慶大學演講時提到的最初的故事：
　　跟著就問的是你物流怎么解決？我們提出了一個模式：按目前加工貿易水平分工，品牌商下單，代工商組裝，全球零部件供應鏈供應，按此邏輯，物流成本極高，只是過去10美元／桶的原油使得大家沒有感覺，現在原油已經漲到上百美元。合理的邏輯應該是整機加零部件一體化——我們重慶要和你合作的是內陸加工貿易基地，就是這樣一種模式：80%零部件本地化，一頭在內、一頭在外。
　　他說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現在又沒有零部件廠。我說如果你給我做400萬臺，我真沒辦法，只能跳長江了；如果給我4000萬臺，都不用招商，我一說有這件事，零部件廠商蜂擁而來，而且我們的組織效應能夠使得他們兩到三年內出產品，80%能夠本地化——實際上我們2010年已經完成的80%本地化的60%，已經是48%了，2011年基本上70%—80%就完成了，還提前了一年。
　　關于加工貿易的理論和實踐，黃奇帆在經濟日報有一篇文章《加工貿易在內陸地區發展的模式探索》，那篇文章也提到我們要說的重慶在開放領域的第三個突破。
　　1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結算、上百億的稅收是怎么從新加坡轉移到重慶的
　　2009年和惠普討論，我們說這4000萬臺差不多500億美元以后怎么結算，惠普說在新加坡結算，我說為什么？他說沿海地區，整個中國、整個亞洲都在那里結算，你的當然也在那里結算。我說不行，整個亞洲到這里來，我和你是戰略伙伴，我們“結婚”了，你在新加坡只是房客。討論了三個月。要知道，一個跨國公司1000億美元的會計流掉頭轉向，這個帶動山搖地動，一般是不可能討論這件事。
　　到2009年9月簽約，11月開始試運行，2010年開始正式運行。我給大家說，這1000億美元的結算，會帶來100多億人民幣的GDP和效益，包括三塊：一是要結稅，一年有幾十上百億的稅收；二是，哪個銀行幫他做結算，收收付付，1000億美元進出，一年總有幾十億的服務費；第三，提供了大量高級會計師的高位，他們都是高收入人群。這就100多億了。中國1萬多億加工貿易在境外結算等于1000多億的好處外流了。
　　打通渝新歐南線歐亞大陸橋，新“絲綢之路”對中國經濟戰略格局有重要意義
　　第四個突破，初衷是為了解決筆記本電腦的物流問題。以下是黃奇帆去年12月22日在重慶市人大形勢報告會上的回顧：
　　為了解決筆記本電腦的物流——加工貿易生產基地的物流有三種：進項物流，出項物流，保稅物流。零部件80%本地生產，垂直整合解決了進項物流問題。出項物流，怎么找到內陸的優勢呢？我們想了一下，覺得應該把南線歐亞大陸橋打通。連接重慶和歐洲的鐵路在十年前就有，但是這個南線歐亞大陸橋沒怎么發揮作用，為什么？因為俄羅斯不愿意——北線歐亞大陸橋從哈爾濱、滿洲里出發到莫斯科到歐洲，有1.1萬公里在俄羅斯境內，俄羅斯的鐵路利用率就高。南線有4500公里在中國境內，4500公里在哈薩克斯坦，只有1000多公里在俄羅斯，俄羅斯就不高興。有貨物過去就翻箱倒柜，海關檢查，既耽誤時間又可能損害物資，誰都不放心高價值的物資從那邊走，而且運行表也是慢車，時間很長，怎么在管理上把這件事打通，是我們今年重慶市政府努力做的事。
　　國家海關支持我們，把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海關請在一起商量，然后三國海關簽訂了渝新歐歐亞大陸橋三國海關互相給予便捷通關的戰略協議。這個協議是12月初簽的，簽字時，家寶總理在俄羅斯訪問，他和普京總理都在簽字現場。
　　這件事有三層意義：小而言之是我們1億臺電腦有5000萬臺賣到歐洲，從這里運過去12天，就不再從這里運到上海、廣州，30多天水運到歐洲；二是上海和廣東的物資也不用30多天船舶運輸，或者20多天從哈爾濱、滿洲里走北線歐亞大陸橋了，應該轉向——1天運到重慶，重慶12天運到歐洲，中國和歐洲的關系不再單純依賴海上運輸，絲綢之路重新恢復了！絲綢之路的年代是中國西部最繁榮的年代，這條通道對中國經濟戰略格局變化有重要意義；三是鐵道部幫我們協調，找俄鐵、哈鐵、德鐵四國鐵路部門開了幾次協調會，一次是在德國開的，一次是在重慶市政府我的辦公室開的，一次在俄羅斯開，大家協商了幾點原則：一是俄羅斯有點吃虧，我們就股份制，這條鐵路運費不按里程算，按股權算，大家各1／3；二是為保證貨物要求，三方約定，一過阿拉山口，哈薩克斯坦的武警負責押運到俄羅斯，接著再由俄羅斯武警負責押運。
　　這些事情都商量得比較好，使惠普、宏，包括那些代工企業都很高興，他們朝思暮想的就是這個事，能幫他們把這條物流通道打通，比其他任何招商引資的故事都更動聽。
　　幾天后，宏就簽約把4000萬臺電腦生產基地和第二營運總部放在了重慶�；萜蘸秃赀@對“冤家”第一次把生產基地放到了一起，重慶因此將在全世界筆記本電腦產業格局里三分天下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