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浪財經報道稱，據摩根大通分析，2011年日本將出現自1963年以來的首次年度貿易逆差。毫無疑問，這是世界經濟生活的一件大事，外貿立國的日本出現外貿逆差，無論怎么看都是日本宏觀經濟模式在“失去的20年”后一個轉折性的標志，意味著日本經濟即將出現某種重大轉折，這種轉折即便有很大的可能向好(但不能確定，因為這需要日本經濟管理和發展方式有根本性的改革)，逆差也有可能在未來成為常態，從而基本宣告日本首創、后發國家紛紛效仿的外貿立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到盡頭。 　　日本的外貿逆差，日本產業在世界市場競爭之中的地位旁落，是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非�？赡芘龅降木置妗Ｖ袊�制造是以人力成本低廉而獲得比較優勢的，暫時看大規模取代中國的地區可能還沒有出現，但隨著印度、東南亞(如越南)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如墨西哥)逐步在制造業上參與全球一體化競爭，相對于日本的產業技術和工藝優勢，中國人力資源的優勢可能更容易消失。上世紀80年代，韓國和中國(包括中國臺灣)在大到汽車、鋼鐵、造船，小到家電等行業，尚不能和日本匹敵，新世紀以來，日本在這些領域已經沒有多少優勢可言了。
　　而“中國制造”升級換代的能力遠不如日本，大到汽車，小到家電，“中國制造”在世界范圍內的品牌和技術也不如日本。目前“中國制造”里數量巨大的代工業，更容易大規模向海外轉移而導致中國產業空心化。盡管從物理空間來看，中國產業轉移可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但這種國內戰略轉移貌似有宏觀活力，其實不過是廣東模式(假如有)在中西部的復制，是中西部地區重復20世紀90年代的廣東所做的經濟活動而已。這種戰略縱深能夠得以實施是中國強過日本的優勢，但更可能是劣勢，從而導致中國東部產業空心化，西部也沒能完成產業對接———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中國制造”的產業轉移，不是國內一個方向，而是國際和國內同時發生。西部此刻對接中國東部，在國際視野里看已無任何優勢，包括人力資源的優勢。
　　中國要避免未來出現日本現在面臨的局面，當然要進行各種改革。最需要避免的是不能有日本似的“發展主義政府”。這樣的政府很樂意以發展某種產業來發展經濟，而會糟糕地強調產能的建設，導致經濟活動中出現過度投資。這是中日最為接近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最大的危害就是整個金融體系完全為政府的產業政策進行專項金融服務，匯率和貨幣政策基本得不到獨立，也是非市場化的。
　　中國和日本的銀行，主要利潤來源均是針對機構客戶的貸款，尤其是集中在針對大機構客戶的貸款，而不是像歐美那樣能為零售客戶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務。當然中日之間區別，比如日本銀行風險管理比中國還差的是大銀行和大機構客戶之間的交叉持股--其實這也只是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說，中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更為同質化，而且股權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從金融體系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中國這樣的股權結構更差。因為中央政府持有商業銀行絕對多數股份，豈不是國家財政擔保商業銀行？這在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里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市場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政府就站在第一線，市場上的商業機構已經沒有任何后路，盡管表面上看來，這樣的銀行在市場里是那樣的龐大，并且有著其他銀行沒有的競爭力。上世紀日本銀行的世界排名和中國的銀行如今的排名非常相似，都在世界最大最賺錢的銀行前列。這種龐大和競爭力是各種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刻意扶持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對待匯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導向。德國更看重貨幣政策獨立性，不以犧牲利率、匯率來促進產業出口；而日本則經常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利率和匯率圍繞著產業出口形成所謂的國際貿易競爭力來制定。
　　在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之后，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都非常大，但是德國在本幣升值過程中無論物價和經濟運行都保持了相對穩定；而日本則經歷了從通貨膨脹到資產泡沫破裂的危機，在拖了20年時間之久后，日本走到它創造的模式的盡頭，出現了外貿逆差，而同期德國雖然經歷了東西德合并，卻在全球市場依然保持著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