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陵
    我國煤炭開發重心逐步西移，導致煤炭運輸距離不斷延長，煤炭供應的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建立煤炭應急儲備基地，提高應急調運能力的必要性越來越凸顯。于是，2003年年底，時任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的范維唐和第一副會長濮洪九，率先建議國家盡快建立煤炭資源戰略儲備制度。
    從那以后，盡管爭議不斷，但煤炭儲備基地的立項與建設一直在進行著。國家發改委于2011年安排神華集團等10家煤炭企業、電力企業和秦皇島港等8個港口，作為第一批國家煤炭應急儲備承儲企業和儲備點，加緊推進建設。
    2012年4月，開灤集團唐山曹妃甸動力煤儲配有限公司、國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神華巴蜀電力有限責任公司、神華（福建）能源有限責任公司及山東日照港集團這5家企業，納入第二批國家煤炭應急儲備點的評審論證。
    各地政府也躍躍欲試，加力推動省級儲備基地建設：山東計劃2015年建成6~8個區位優勢較強的省級煤炭應急儲備基地，甘肅決定在全省建設14個電煤應急儲備物流中心，重慶、北京、山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遼寧等地也紛紛提出建設煤炭戰略儲備基地的規劃，部分煤炭儲備基地項目已開工建設或建成投入運營。
    不僅煤炭調入地區，部分煤炭調出地區也對煤炭儲備基地建設充滿熱情。
    從理論上講，建立煤炭儲備基地，不僅可以提高國家和地方的能源保障水平，還可以增加社會庫存量，對穩定市場有一定作用，有利于化解區域突發性供需矛盾，緩解煤電之爭。
    然而，實踐證明，儲煤基地建設并非想像的那樣美麗。來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各地對煤炭應急儲備基地建設與運行可能出現的問題缺少預見，儲備基地在建設與運行過程中遭遇重重困擾。
    問題之一是征地和施工困難重重。“煤炭會造成污染”是各地煤炭應急儲備基地建設征地和施工遭遇阻撓的一大原因。重慶市政府委托重慶市電煤儲運集團牽頭建設的2個儲煤基地，名義上是市政府建設，但操作中遇到的障礙卻是牽頭企業獨自面對的。地方政府以“對環境造成污染”、“會影響招商引資”為由表示不歡迎，迫使建場選址幾易方案，建設過程也屢遭干擾，頗不順利。
    問題之二是規劃的建設規模脫離實際需要。2010年，重慶市政府高層人士曾放言，重慶要“先搞1個1000萬噸的儲煤場，以后是1000萬~2000萬噸，這個煤場的長遠規劃，要能夠儲煤2000萬~3000萬噸”。這樣的外行話當時就引來異議：“搞這樣大的規模有必要嗎？”
    且不說煤源是個問題，即使擁有穩定的煤源，建立如此大規模的煤炭儲備也顯然脫離實際。要知道，作為主供沿海地區煤炭的秦皇島港，最大儲煤能力也不過900萬噸。煤炭儲備基地建設好大喜功不只是個別現象。從媒體披露的信息看，要建設“最大”儲煤基地的就有好幾個地區。
    問題之三是對煤炭不適合長期儲備認識不足。煤炭的一大特點，是大宗散貨，運輸主要依賴鐵路，儲備場地面積很大，在土地價格越來越高的當下，煤炭儲備成本很高。煤炭的又一大特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質量將逐漸下降，長時間儲存還會發生自燃、空氣污染和水污染。這使得儲煤基地環境治理投入大。
    問題之四是資金短缺。從理論上講，煤炭儲備基地商業化運作，采取“賣一補一”的庫存戰略和借助數字化配煤技術，變靜態儲備為動態儲備，可以讓煤炭在儲備過程中升值，也使資金占用量盡可能少。這只是理想狀態。實際上，儲備的煤炭經過購進、儲存、配制、運到電廠，價格比市場價高很多。
    重慶市電煤儲運集團發現，儲煤基地賣出的煤炭，每噸價格至少比市場價高200元，電廠普遍不愿意接受。這意味著，儲煤基地規模越大，煤炭流動性會越差，尤其是用煤淡季，煤炭儲備因動用極小必形成庫存積壓。當前，政府對煤炭儲備基地的政策性補貼較為有限，庫存占用資金帶來的高成本和還本付息壓力，更成為儲煤企業的極大負擔。資金短缺必將成為煤炭儲備基地運作的一大困擾。
    各地儲煤企業普遍期待：既然儲煤基地承擔了政府煤炭儲備的職責，在其建設和運營過程中，政府就應當在土地、資金、稅收、鐵路等關鍵資源的配置上給予支持，對因政府儲備而導致的經濟損失進行必要的補貼，確保煤炭儲備基地儲得進、管得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