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貨主投訴，有些班輪公司濫用優勢地位，操縱市場，給予托運人、收貨人很不公平的服務條件。在不定期市場，貨主與船租公司之間是要進行協商談判，通過租船合同來進行貨物運輸的；而班輪運輸市場是通過發布船期表、公布費率、簽發提單來進行運輸的，眾多貨主根本沒有機會與船租公司面對面的進行協商談判，處于一種被動和弱勢的地位�！� 　　中國船東協會常務副會長張守國2014年上海航運交易論壇上，提出了最近日益紅火的集裝箱航運企業“抱團取暖”對貨主帶來的擔憂。
　　在此之前，由于集裝箱航運市場持續低迷，運力卻在不斷增加，班輪公司紛紛通過組建聯盟“抱團取暖”，這也使得集裝箱航運相對于干散貨運輸等其他運輸形式來說集中度更高。
　　而在本次論壇上，集裝箱班輪運輸航運聯盟的這種大體量和過高的市場份額已經引起了多位貨主以及部分專家學者的擔憂，建議建立全球監管系統和運價備案。
　　四大聯盟占據班輪市場90%份額
　　“目前，四大航運聯盟占世界集裝箱班輪運輸運力已高達90%。其中，排名第一的馬士基航運公司的運力規模為270萬TEU，它的運力是排名第四的航運公司運力的兩到三倍�！睆埵貒�在論壇上透露了這一最新數據。
　　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貨主需求的提高，現今對航運規模的要求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在20多年前，當時的環球聯盟的運力規模僅有70萬左右。但今天，即使是具有270萬TEU運力規模的單個班輪公司想靠單打獨斗也難以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需要。另一方面，也有航運市場的持續低迷和大船不斷訂購帶來的運力持續過剩壓力的原因，這些都使得集裝箱航運巨頭們開始越來越傾向于背靠聯盟，抱團競爭。
　　“這一輪航運企業的抱團結盟，預計至少會持續到2015年，因為在此之前，集裝箱航運市場都看不到徹底回暖的跡象。”一位行業人士指出。
　　張守國則表示，理性地組建航運聯盟，確實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提高效率，集中資源，降低成本，為貨主提供更為優質、全面的服務。但另一方面，班輪運輸業集中度偏高，一些航運聯盟很有可能會不正當地利用優勢條件和地位，操縱市場，從而對航運業自身的發展造成傷害。
　　對給予航運聯盟反壟斷豁免，業界一直存在爭議。在歐盟，每5年要對航運聯盟重新進行審議，決定是否繼續給予該航運聯盟反壟斷豁免。
　　此前，馬士基航運、地中海航運和達飛輪船等三方宣布要將各自在亞-歐航線、跨太平洋航線和跨大西洋航線的船隊合并，組建P3聯盟。如果獲得批準，P3聯盟在亞－歐、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航線的市場占有率將分別約為42%、24%、40%～42%，運力規模遠超現有其他所有聯盟的體量。P3聯盟沒有遭美國和歐盟的反對，但卻在中國這最后一道關卡被否決。
　　P3聯盟被中國否決后，馬士基很快就在今年10月10日宣布，它與地中海航運為期10年的船舶共享協議(VSA)獲得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的批準，馬士基航運和地中海航運的2M聯盟正式成立。與此前P3聯盟涉及市場壟斷不同，2M并不需要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批。
　　被從P3里踢出局的法國達飛和中海集運、阿拉伯聯合國家輪船(UASC)也快速形成了O3聯盟(Ocean Three)。再加上G6聯盟(美國總統輪船、赫伯羅特、現代商船、商船三井、日本郵船和東方海外)和擴容后CKYHE聯盟(中遠集運、川崎汽船、陽明海運、韓進海運和長榮海運)，全球班輪行業已經形成了四大聯盟。
　　呼吁聯盟監管和價格備案
　　“航運聯盟是規模經濟的產物，應受支持和肯定，但他們應在市場規則下運行。政府需要借助行業組織和民間力量加強監管，對航運聯盟以及沒有加入聯盟的航運公司都實行定價報備制度，密切監督他們的市場份額和價格構成，他們與同行之間的差異以及他們對貨主的運輸要求。各主要國家的航運主管部門還需要加強合作、協同監管”，張守國強調。
　　“航運聯盟監管已經到了法必責眾的時候，某些航運公司不要再把這不當回事了�！鄙虾：竭\交易所總裁張頁在對航運聯盟監管這件事情的態度上更加嚴厲，他透露，隨著中國在對航運聯盟監管上的不斷邁進，全國運價備案監管中心有望建立。
　　與此同時，歐美航運相關部門和協會也都提出了對航運聯盟實行監管全球化的觀點。
　　最近，歐洲托運人理事會(ESC)就指出，航運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管理機構來監管船舶共享聯盟(VSA)，因為這些聯盟對海上貨物自由運輸市場是一個風險因素。ESC認為，全球市場將處于4大航運巨頭的手中，如果競爭管理當局不對他們的運營施加嚴格規范，無論在價格上還是服務質量上，這對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客戶都不是好事。ESC希望通過競爭監管系統公布每月的運力、準確的裝船率和每月每個TEU的平均收入等等，費率也應該隨著運力變化而變化。
　　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也意識到了航運聯盟所帶來的潛在競爭威脅，支持組織一個全球性的峰會，至少由來自美國、中國和歐洲的競爭管理機構參加。張頁透露，FMC最新觀點指出，承運人全球化聯盟將迫使監管全球化，不再是單個國家單個國家的監管，需要建立一個全球化的“監管合作組織”，至少能做到在證據、信息等方面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