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啟動供給側改革對世界經濟也是重大利好 　　駐京記者 莊宇輝 李萍
　　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和轉型期的關鍵之年。在部署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際，作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舉行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發布了“2015—2016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 。
　　作為論壇報告的發布者和主要起草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教授不久前曾在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發言，他日前在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劉云山主持的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會議后，專門就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等讀者關心的熱點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劉元春指出：“2016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持續探底的一年，很多指標將在持續下滑中逐步止跌。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關鍵期、風險全面釋放的窗口期以及經濟增速探底的關鍵期已經到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疲軟中開始孕育新的生機，在艱難期之中曙光已現，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
　　劉元春強調，2016年宏觀經濟政策最大亮點是全面啟動供給側管理和改革。 他指出，“中國更加側重供給側改革對世界經濟也將是一個重大利好。中國大市場大消費帶來的拉動效應、中國經濟結構邁向中高端后帶來的產業轉移效應等，都將讓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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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國經濟將于四季度短期趨穩，預計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
　　深圳特區報：從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諸多表象來看，您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遭遇怎樣的困境？
　　劉元春：今年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業增速的“破6”，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0增長”，GDP平減指數、企業利潤和政府性收入的“負增長”，“衰退式順差”的快速增長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風險集中釋放期。
　　特別是今年前三季度名義GDP增速大幅度下滑和GDP平減指數持續為負，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已經滑向蕭條的邊緣，有效需求不足開始替代趨勢性下滑力量，成為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
　　深圳特區報：不過，隨著今年二季度“穩增長”政策的全面加碼，宏觀經濟有企穩現象。您認為，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能否觸底回升？
　　劉元春：持續的穩增長政策在今年四季度開始有所收效，多項宏觀經濟指標有趨穩的跡象。但總體上看，目前這些政策舉措尚未帶來全面而穩固的復蘇。綜觀2015年，經濟下滑因素僅僅在局部領域開始止跌，經濟短期探底的跡象開始出現，但由于外部環境的持續低迷、內部增長動力的弱化以及各類周期性力量和趨勢性力量還沒有探底，只能說中國宏觀經濟將于四季度短期趨穩。
　　深圳特區報：如果這樣的話，您判斷今年全年能完成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嗎？
　　劉元春：我們預計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較2014年下滑了0.4個百分點，基本完成了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但整體經濟的困難度比實際增速所顯示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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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宏觀經濟政策最大亮點
　　是全面啟動供給側改革
　　深圳特區報：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提出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您認為，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最有新意、最大的亮點是什么？
　　劉元春：經濟的持續探底決定了2016年必須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我認為，2016年宏觀經濟政策最有新意、最重要的是全面啟動供給側管理和改革。
　　中國目前最大的結構問題是產能過剩，僵尸企業、高債務企業以及嚴重過剩行業的一些企業無法退出，這是導致市場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策手段包括簡政放權、金融改革、國企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在現階段，中國之所以要強調供給側改革，是要減少供給側對市場信號反應的阻力與干擾，讓市場供給對需求做出積極反應，達到市場平衡的狀態。供給側改革一方面要“擠”，通過破除機制體制障礙使得沒有盈利能力的企業能夠從市場退出；另一方面要“扶”，通過加大對公共服務、創新等短板的投入，滿足新的需求，“以擠存量為主，以扶增量為輔”。
　　當前，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特別是要能夠有效地解決那些僵尸企業問題，因為僵尸企業占用了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土地，甚至銀行的貸款，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讓要素和資源重新流動起來、重新再配置，這是很關鍵的一環。
　　深圳特區報：中國在“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長一段時期內，應如何推進以供給側改革為側重的結構性改革？
　　劉元春：供給側的結構調整政策在存量調整上表現為貿易品行業必須進行深度的去庫存和去產能，在增量調整方面體現為供給短缺的非貿易品部門進行大幅度的增加投資和供給，表現為各類服務供給的提升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
　　需要注意的是，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特別是在調整中，在存量退出的進程中將產生大量的外溢效應，引發總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結構性的蕭條。 而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供給和需求兩側的互相銜接與良好配合。
　　深圳特區報：對于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您還有什么建議？
　　劉元春：應當在穩增長的基礎上，積極構建新一輪大改革、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新動力機制。
　　同時，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應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貨幣政策應當根據中國新常態艱難期的要求全面重構，必須旗幟鮮明地從明確“穩健定位”轉向“適度寬松”，以穩定市場預期 。特別是針對中國宏觀“去杠桿”的資本市場改革、資產證券化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組合性措施應當快速推進。應調整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針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房地產企業進行分類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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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后期中國經濟觸底反彈
　　新動力將鑄造新一輪中高速增長
　　深圳特區報：2016年什么時候宏觀經濟才能真正觸底回升？
　　劉元春：2016年將是中國宏觀經濟持續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艱難的一年。各類宏觀經濟指標將進一步回落，微觀運行機制將出現進一步變異。一方面，它將延續中國經濟“新常態”攻堅期的基本邏輯，各類宏觀經濟指標將在趨勢性力量和周期性因素的疊加作用下繼續呈現下滑探底趨勢；另一方面，隨著內部結構調整的深化、新的增長動力機制的形成以及外部環境出現邊際改善，2016年中國經濟將在持續探底中開始出現底部趨穩的跡象。
　　深圳特區報：您能談一談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嗎？
　　劉元春：本輪中國經濟的底部是多種周期性力量合力的產物。它不僅取決于中長期趨勢因素的相對穩定，更重要的取決于各類周期性力量觸底的時點和底部運行的模式。我們的研究表明，世界經濟周期、中國房地產周期、中國的債務周期、庫存周期、新產業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經濟周期決定了2016年中后期才能出現堅實的觸底反彈。
　　如世界經濟的整體反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外部不平衡和內部產能過剩問題的緩解。在世界經濟底部未顯現之前，中國經濟底部難以出現；去產能實質性的展開是決定中國經濟底部的第二大因素，僵尸企業、高債務企業以及過剩產能行業的企業，如果沒有在市場力量和行政力量作用下得到全面調整，中國經濟底部將難以出現。
　　深圳特區報：根據目前的測算，您預計2016年主要經濟指標大概是多少？
　　劉元春：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輸入性通縮的壓力依然存在，疊加內部需求的下滑，將使2016年價格水平保持較為低迷的狀態，預計CPI為1.3%。
　　深圳特區報：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您認為怎樣才能看到有利的因素？
　　劉元春：值得稍微高興的是，本輪經濟探底與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蕭條期有本質性的區別。這就是，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動力，在低迷中有繁榮，在疲軟中有新氣象，在舊動力衰竭中有新動力，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 中國宏觀經濟預計將在2017年后期出現穩定的反彈，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態增長軌道之中。
　　深圳特區報：明年我們應該重點關注什么風險和問題？
　　劉元春：我認為，2016年我們應重點防范和關注出現兩大類風險，一是微觀主體行為集體性變異，從而導致內生性下滑力量加速，導致2016年經濟觸底的深度加劇、周期延長。二是“衰退式泡沫”進一步集聚，導致金融扭曲進一步加劇，局部風險擴大。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世界經濟學會理事，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評審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