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需要新動能，技術/人力資本密集服務業發展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 　　張斌/文
　　我過去一段時間主要做經濟結構轉型研究，想從這個角度說一下對新經濟的理解。講新經濟，怎么定義新，是跟國外比還是跟自己的過去比。在我看來，所謂的“新”，主要還是和過去比。新舊經濟轉換是個經濟結構轉型過程。
　　結構轉型的國際經驗
　　經濟學文獻里對于從工業到服務業的經濟結構轉型有非常明確的幾個關鍵指標做參照。第一個是人均收入水平。從國際經驗上可以看到，工業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拐點在8000到9000國際元（1990年不變價格）附近，有的國家少一點，7000多，有的多一點到1萬，基本是這個區間。第二個是增加值占比持續下降，工業部門增加值占比峰值的國際均值是41％左右，過了這個點后持續下降。除了名義增加值，還有真實增加值占比作為輔助參考。第三個是工業部門就業占比持續下降。第四個是工業品在消費支出的占比持續下降。增加值、就業、消費支出等幾個占比相互對應，都是在前后幾年當中度過拐點，拐點與8000到9000國際元的人均收入基本對應。從年份上來看，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結構轉型最早是50年代的美國，70年代初期是西歐和日本，70年代中后期是南歐和澳大利亞，80年代中期是香港、臺灣，90年代初期是韓國。這是非常強的國際經驗。
　　回頭看中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吻合度非常高。我們人均收入水平在2010年超過8000國際元（1990年不變價格）、工業部門增加值和就業占比、工業品消費支出占比拐點在2010年到2012年出現。這個期間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拐點期，這與國際經驗高度一致。
　　對結構轉型最主要的解釋是隨著收入增長，需求結構發生變化。達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以后，需求端不花那么多錢買工業品了，主要大類工業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是在下降。哪怕是汽車，現在對汽車的支出增長也開始低于收入增長。對工業品的支出增長低于收入增長，需求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服務業。服務業未來潛力大，但不是所有的服務業都有潛力。看美國和西歐的經驗，餐飲、旅游等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在轉型期之后的增加值占比在下降而不是上升。真正有上升的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越是雇傭高等受教育年齡人數多的企業或者行業，它的增加值和就業占比越來越高，對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越明顯。
　　哪里會產生新經濟
　　從結構轉型角度看，所謂新經濟，即是與收入增長和需求結構升級相匹配的產品和服務。從需求端看，對這些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增長往往快于收入增長，即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對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支出成為需求方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從生產端看，這些產品或服務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和服務，是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除非出現嚴重的收入負增長，工業化高峰期拐點之后的去工業化進程不可逆。傳統勞動或者資本密集型的標準工業化產品的國內外市場需求會持續放緩，慢于總體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需要新動能，技術/人力資本密集服務業發展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
　　工業產業升級是新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度過工業化高峰期拐點后，主要大類工業行業普遍面臨增速放緩、盈利收縮壓力，這些壓力同時成為工業內部產業升級的動力，不能與時俱進創新就要面臨市場淘汰。工業產業內部升級分布在各行各業，升級的形態各異。有些是通過技術創新開發和研制新產品；有些是通過橫向或者縱向一體化節省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有些是通過更細密的專業化分工提高單位產品生產效率，比如工業部門內部的生產型服務轉化成為外部獨立的專業化生產型服務業。
　　工業產業升級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持續的升級在公平市場競爭與高度國際一體化的環境中實現。工業化拐點之前的工業化進程當中，密集使用資本和勞動生產要素，工業化進程中的數量型增長特征突出，工業化進程也相對較快。進入工業化拐點以后，工業部門創新升級更多依賴于技術和技術背后的人力資本積累，而技術和人才很難再像資本和勞動那樣可以在短期內快速積累，依靠質量提升的工業增長速度放慢。確保工業部門創新持續升級的關鍵力量在于公平的市場競爭和高度的國際一體化。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制造業強國在工業化拐點以后的工業部門創新升級動力主要來自激烈的市場競爭，尤其是國際市場競爭，鮮有政府扶持產業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案例，產業扶持政策也在逐漸退出。
　　中國在工業內部產業升級取得顯著進展。在中高端工業品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相當距離，但中國制造的趕超步伐穩健。除了日常生活看到的華為、美的、海爾、格力、小米、海信、長城汽車(601633,股吧)等一大批中國品牌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持續提升，終端商品背后的中間品生產領域也在持續進步。過去十年，中國出口加工貿易當中的增加值率從40％穩步上升到60％，顯示了中國在中間品生產環節上進口替代技術能力的持續提升。造就中國工業內部產業持續升級的推動力，一方面是開放和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是中國獨特的規模經濟優勢。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制造業企業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和產業集群優勢。
　　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是新經濟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發展階段越高，對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需求越高，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增長也會高于整體經濟增速，并成為經濟增長引領部門。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增長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生產型服務業增長，工業部門產業升級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專業化細分，一些細分后的生產性服務業脫離工業部門成為效率更高的生產型服務部門；二是消費型服務業增長，這部分增長主要來自更高收入水平上對更高端的消費型服務需求增長。
　　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引領經濟增長不僅是國際經驗，也完全符合中國近年來的發展事實。我們計算了近五年主要分項服務部門的增加值增速與GDP增速之比的平均值，比值大于1說明該部門增長引領經濟增長，小于1則說明該部門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結果表明，在14大類服務業中，有10大類服務業增速快于GDP增速，其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增長突出，上述產業多需要較高人力資本投入。有4大類服務業增速低于GDP增速，分別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住宿和餐飲、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其中多數產業高人力資本要求相對較低。
　　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與現實需求之間仍有巨大鴻溝。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近年來的整體增長雖然超過GDP增長，但仍趕不上需求端的增長。近年來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所謂“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住房難和住房貴背后的問題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帶的交通和公共服務質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務缺陷。老人看病難和孩子上學難，也都反映了醫療和教育供給的不足。三座大山集中凸顯了當前中國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供求矛盾的困境。
　　新經濟成長的瓶頸
　　比較而言，工業產業升級依托于開放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發展相對穩健。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則面臨諸多瓶頸。比較突出的瓶頸是行業規制扭曲、未能及時轉換的政府工作重心、大城市土地供應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務落后等。
　　國企和事業單位主導了醫療、教育、交通通訊、金融、科研、文化娛樂等眾多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在普遍存在的行業壟斷或者政府保護和補貼措施環境下，諸多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選擇不是優質低價，而是劣質高價，這種環境下換成私人企業也會選擇劣質高價。放開對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行業準入，建立行業內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才能充分激勵更多的資本和人力流入這些部門，才能激勵這些部門的效率提升和進一步發展。
　　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面臨巨大缺口，瓶頸在于未能及時轉換的政府工作重心。相當一部分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由政府或者非營利組織提供。與更高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在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基礎科學研究等眾多應該由政府或者非營利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領域存在巨大缺口。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工作重心不在于此。絕大多數地方政府把上述領域視為包袱，把地方產業發展和地方GDP視為成績。
　　大城市是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創新發源地，瓶頸在于住宅用地供應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發展與大城市發展密切相關。比較而言，大城市人均收入更高，對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需求更高，大城市的比較優勢也在于更高質量的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中國目前的大城市發展嚴重受制于土地政策，尤其是住宅用地收緊。2009年－2015年期間，中國一線城市的住宅土地供應從2009年的超過2000萬平方米下降到2015年1455萬平方米；與此相對應的住宅工地樓面均價從不足6000元上升到1.1萬元。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上漲超過房價上漲，成為高房價的根本推手。扭曲的高房價遏制了人口流入大城市和大城市發展，也遏制了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除了高房價對大城市發展的遏制，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也在制約大城市的發展。城市病來自人口的積聚，但是解決城市病的出路不在于遏制人口集聚，而在于改善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一線城市的人口密度遠低于紐約、東京、香港等大都市，而這些大都市的城市病嚴重程度遠低于中國一線城市。差距即在于大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