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貿易政策具有周期性變化的明顯特征。這種特征出現的根本動囚在于：對國家利益的考慮；生產與市場的矛盾運動；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另外，世界范圍內產業結構的大轉移、大調整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修正等也是影響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交化特征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　國際貿易政策；周期性變化；原因

　　無論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還是從現實的情況來研究，貿易政策的實質是爭奪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的形勢又與世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世界經濟的發展是具有周期性的，于是，世界市場的形勢變化也必然呈周期性；因此，以爭奪世界市場為己任的貿易政策也必然呈現出周期性。貿易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對此應當有充分的考慮。

　　一、貿易政策的周期性——歷史的回顧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長周期理論，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世界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波”的時期是1847—1873年、1894—1913年和1939、1972年，此時期世界貿易增長率就高，貿易政策就傾向于自由貿易政策。

　　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世界經濟發展處于“下降波”的時期是1874—1893年、1914、1938年、1973年至今。此時期世界貿易增長率呈急劇下跌。在“下降波”中，技術革命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迅速下滑，經濟結構的錯動加劇，造成各國經濟增長緩滯，相互需求普遍萎縮，從而引起世界范圍內生產與市場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泛濫。

　　例如，1874—1893年第一個“下降波”，以18,73年危機為先導，就曾迫使以廢除“谷物條例”、中止“航海條例”，簽訂“科布登條約”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為主要過程的自由貿易的進程，出現了十分顯著的逆轉。先是法國在19世紀70年代中止了它與英國和比利時之間的通商條約，繼而在19世紀80年代，法國制定子新的“普通關稅法”(1881年)和“航運法”(1881年)，法意之間爆發了大規模貿易保護主義之戰，英國出現了“公平貿易”聯盟。19世紀90年代，法國又進一步制定了“梅林關稅法”(1892年)，英國則著手組建“帝國關稅同盟”。這些事件形成了自出現自由貿易以來的第一次保護主義政策浪潮。

　　而在1914—1939年的第二個“下降波”期間，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特別是30年代大危機所促成的激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成為歷史上的第二次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浪潮。

　　在這個“下降波”期間，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1921年英國實行“保護工業法”，對多種重要工業制成品(光學器械、科學儀器、各種化學品等)規定高額進口稅，即征收從價稅33.33%。歐洲的法、比、德、奧，意、匈、波蘭以及印度、澳大利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分別提高了工業品或農產品的進口稅率。美國于1922年實行所謂“競爭性的關稅”，平均稅率超過30%，其中農產品和原料平均進口稅率達38.10%，其它商品平均為31.02%。為抵制別國加強出口的措施，許多國家還征收反傾銷關稅。美，英、新西蘭在1921年，澳大利亞在1922年，南非聯邦在1923年，比利時在1924都曾實行過。

　　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嚴重的經濟危機與蕭條，使市場問題極其尖銳化、導致了關稅戰的升級。1930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霍萊—斯姆特法令》，提高了890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其中有50種商品由免稅改為征稅)，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平均進口稅率升至48.92%，其他商品的平均進口稅率升至34.3%。結果1931年美國納稅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比1914年高于41.5%。美國這一行動成為關稅戰迅速升級的導火線。美國提高關稅的法令剛付諸實施，立即有33個國家提出抗議，7個國家采取報復措施，此后不久，共有45個國家提高了關稅，以對美國進行報復。1931年底到1932年初，美國又先后頒布法令，對一些進口工業品和農產品征收從10%—100%的進口稅。這個行動更是火上澆油，使關稅戰日趨白熱化。

　　長期實行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相結合政策的英國，直到1930年，多達83%的商品仍然免稅進口，只有17%的貨物是納稅進口的。但從1931年起，英國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折，在放棄金本位的同時，也最終放棄了自由貿易原則，轉而推行全面的高保護關稅政策。1931-1932年，英國先后頒布“非常進口法”、“緊急關稅法”、“1932年進口稅法”等3項關稅立法，大大增加應納稅進口的商品種類(1934年有75%的進口商品要繳納關稅)，并且規定了高關稅率。與此同時，英國還采取了一項影響重大的行動，于1932年7月在渥太華召開帝國會議，制定了英國及英帝國其他成員國之間在貿易上相互提供優惠待遇的關稅制度，即帝國特惠制。其主要內容是：英國對來自英帝國其他成員國進口的商品給予免稅或減稅優待，對來自成員國外的農產品則采用高額關稅以限制其向英國進口；英帝國其他成員國對來自英國進口的工業品給予減稅優待，對來自英帝國范圍外的貨物則提高關稅率，帝國特惠制以關稅為武器，目的在于維護英國在英帝國范圍的特殊地位與利益，以阻止其他帝國主義對英帝國市場的滲透。美國一方面在同其附屬國菲律賓、古巴的貿易交往中實行優惠關稅；另一方面則極為破壞英帝國特惠制。美國于1935年同加拿大簽訂雙邊貿易協定。1938年又同英國簽訂貿易協定，取消了一些商品的優惠關稅，從帝國特惠制方面打開了缺口。

　　除關稅戰外，與第一次大戰前不同，非關稅壁壘戰也從此引入了貿易政策的武庫之中。而當時的非關稅壁壘戰的主要武器是實行對外貿易的數量控制。它包括：進口定額制、許可證制，對一定商品的禁止進口及外匯限制等。1929，1933年危機發生后，物價猛跌，商品傾銷和爭奪銷售市場加緊，各國紛紛實行進口定額制度，歐洲的法、比、荷及瑞士最為起勁。進口定額制各國最早用于谷物、肉類、乳制品、酒、亞麻、煤等，后來擴及至工業制品。許可證制包括進口許可證和出口許可證，由各國政府機構頒發。許可證常被資本主義國家用作實行貿易歧視的手段(特別是對前蘇聯)，有時也通過加征比正稅高得多的許可證捐，用作隱蔽地征收附加關稅的手段。二次大戰前，在本國進口中受各種數量限制的進口所占比重，在法、比、荷及瑞士分別達58%、24%、26%及52%。在法西斯德國與意大利，差不多一切進口都受到數量限制。在英國，1939年9月通過《政府管制對外貿易的非常職權的法令》，規定絕大多數商品進口必須領取許可證，只有英帝國各國或英鎊區各國的某些商品除外；至于出口，只有列入特種商品名單上的商品才能領出口許可證。美國在參戰前的1940年7月，根據通過的法令實行出口許可證制度。到參戰時(1941年12月)這種制度幾乎推廣到全部商品，同時開始實行進口許可證制度。不久，一切進口主要商品都要領取許可證。一些國家還曾對某些商品實行禁止進口或出口。至于作為限制進口特殊手段的外匯限制，在30年代初盛行起來。各國政府通過供給進口商以特定數額外匯而控制進口數量、品種及進口來源國，并規定出口商所得外匯須按官方匯率交售給外匯管制機構。二次大戰前夕，只有部分國家未實行外匯限制，如英國及其自治領地與殖民地，美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瑞士、瑞典、荷蘭及其殖民地等。到第二次大戰時期，所有交戰國及其領地和許多中立國都實行了外匯管制。此外，限制進口的非關稅壁壘還包括衛生檢疫措施、產品必須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國原料、商品上須有商品生產國的商標、繁瑣的海關手續、入境刁難，等等。

　　二、貿易政策的周期性——二戰后的情況

　　1.二戰結束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經濟進入了“黃金發展時期”，世界經濟、世界市場形勢比較良好，再加上兩大陣營對抗的需要，貿易摩擦雖然沒有消失，但其發生的次數少，烈度較低。即使是美日之間的紡織品貿易也是在較小范圍展開，影響較小。貿易政策自由化的特征明顯，而這個時期恰好是世界經濟處于“上升波”段之中。

　　2.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歷了1939—1972年的“上升波”以后，自1973年轉入“下降波”。在“下降波”時期，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主要表現在：

　　(1)關稅壁壘這一傳統的保護貿易措施受到貿易自由化的不斷沖擊，其作用在相對削弱，非關稅壁壘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強。70年代以來，非關稅壁壘成為許多國家限制進口、實施保護貿易政策的主要措施。進口限額制、關稅限額制、自愿限制輸出、有秩序銷售安排等等得到最廣泛的應用。據估計，目前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措施有1000多種。但關稅壁壘已不再是保護手段的首選，新的貿易保護措施紛紛問世。各種非關稅壁壘，因其與關稅壁壘相比更具隱蔽性和靈活性，成為當今貿易保護主義的最重要的形式。

　　(2)被保護的商品不斷增加，從傳統產品、農產品轉向工業品、勞務部門和高科技領域，使貿易保護主義所涉及的領域不斷擴展。

　　(3)從貿易保護制度轉向更系統化的管理貿易制度，強調政府管理貿易，實施戰略貿易政策。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政府管理貿易不斷充實和調整，成為對外貿易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借以實行貿易保護，使貿易保護主義更具有組織性。

　　管理貿易是介于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間，又兼有兩者特點的一種新的國際貿易政策。管理貿易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自由貿易的原則，卻同時利用一個國家的國內貿易法規、法令，或通過一國政府(或貿易集團)同另一國家政府(或貿易集團)達成的協議等形式，來約束貿易伙伴的行為，以期達到通過限制或減少某些產品的進口，改進國內某些產品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目的。管理貿易主要采用非關稅壁壘措施，不違背降低關稅壁壘的自由貿易原則，通過各種巧妙的進口管理辦法，如政府間協議、國際協定、國內立法、民間協商等方式進行組織、管理，旨在監督出口、限制進口，控制價格，實施監管，以此緩和各國間的貿易摩擦。其中MFA((多種纖維制品協定))是其典型的應用。該協定一方面的配額形式為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小發展中國家開放了紡織品市場，同時又限制了一些有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紡織品出口，達到了保護發達國家紡織工業的目的。利用各種非關稅壁壘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別國進口貿易的“管理貿易”所占比重逐漸增大。據統計，1974—1980年管理貿易占進口貿易的比重，日本從56%上升到59%，美國從36%上升到46%，歐共體從36%上升到45%。美國學者曾對烏拉圭多邊貿易談判以來17個工業化國家運用非關稅壁壘的最新變化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涉及到貿易問題時，以非關稅壁壘形式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急劇增長，依賴雙邊貿易或差別性措施，而不是多邊貿易措施來解決貿易糾紛的趨勢正在發展。主要工業化國家大量依賴對非關稅措施使用調節貿易流量。總的來說，所有進口商品的23.7%受到一個以上的廣義非關稅措施的影響，14.6%的進口商品受到狹義的非關稅措施的影響，數量限制的貿易覆蓋達到13.1%。美國、日本、歐共體的廣義非關稅措施的貿易覆蓋最高。管理貿易政策的重點從被動地保護國內市場和傳統產業轉向主動地、有針對性地開拓國際市場。美國政府利用政府間的雙邊談判等手段，脅迫對手開放市場，特別是向美國具有競爭力的汽車、電子、服務貿易、農產品等產業開放市場，以增加出口，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改善和經濟的振興。它以“雙邊互惠”為招牌，采取各個擊破的戰術，有針對性地解決貿易爭端，迫使日本在半導體、汽車等方面，我國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指標管理，在貿易談判中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數量指標。如在1991年的美日談判中，要求日本在1992年底前，進口外國計算機芯必須占國內芯片市場的20%，并逐步增加市場份額，1995年達到全面開放市場的目標。1992年初要求日本承諾把進口美國汽車配件的數額從1990年的90億美元提高到1994年度的190億美元每年購進美國汽車2萬輛。1995年6月，在日美汽車貿易談判中，美國又迫使日本承諾5年內在日本國內增加獲經銷其他國家特許權的汽車商1000個，日本5大汽車公司在1998年以前把它們設在美國的汽車制造廠的總產量從每年的210萬輛提高到265萬輛，并將在北美生產汽車的當地零配件比例提高到56%。管理貿易目前在國際范圍的應用具體體現在貿易集團化上。區域性貿易集團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各種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通，相對地對外則帶有了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特征，較高的關稅水平和各種繁雜的規定，實際上大大限制了外部產品的進入。管理貿易目前盛行于西方國家，也為發展中國家所采用，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貿易發展的現實。

　　(4)把貿易政策法律化，使貿易保護以合法的形式出現。西方國家管理貿易的法律己由單行的法律，發展成為以外貿法為中心、與其他方面的國內法相配合的一個整體，加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借助于關貿總協定的免責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歧視性貿易，形成了各種經貿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使貿易保護主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此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便是順理成章了。

　　三、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當前的情況

　　(一)美國經濟降溫，世界經濟減速

　　美國經濟在經歷十一個長達9年的擴張期后，自2000年第3季度起，出現越來越嚴重下滑勢頭，“9.11”事件更是加重了這種勢頭，至今尚無走出下滑勢頭的陰影。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近30%，一般估計，美國經濟增速下滑2至3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因此下降0.75到1個百分點。20世紀90年代一直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其經濟下滑勢必給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帶來較大影響。

　　1997年東亞發生金融危機的結構性原因是受到美國市場需求變化的沖擊。1999年東亞金融危機“重災區”迅速擺脫金融危機、經濟強勁復蘇和增長，又同美國進口增加緊密相關。例如，1999年由于韓國對美出口以年率超過20%的勢頭增長(韓國對美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20.5%)，特別是以三星電子公司等為首的電機和電子產品對美出口大增，使韓國經濟保持了2位數的增長，2001年韓國經濟增長率仍高達9%。隨著美國經濟增速放慢，2001年11月份韓國出口比上年同期僅增長6.5%。1999年信息技術產品占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近80%，占菲律賓對美出口的近2／3，占韓國和中國臺灣對美出口的50%以上。由于美國需求減少，2001年11月份中國臺灣對美出口電子產品按年率計算僅增長10.3%，臺灣對美出口增長率已跌到一年多以來的最低點。菲律賓2001年10月份出口電子產品和零部件比一年前下降了12%。一些經濟學家指出，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正在產生作用，即隨著美國進口需求減少，依靠出口帶動的東亞經濟復蘇和增長可能因遭受破壞而中斷。

　　日本經濟同美國、亞洲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貿易方面，對美出口占日全部出口的比例達30%以上，美國經濟減速既直接影響日本經濟，也通過影響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而間接地影響日本經濟。2000年日本經濟顯示出一定程度復蘇跡象，前3季度都呈正增長，但2000年下半年已經出現形勢趨于嚴峻的表現，而正好在2000年第3季度美國經濟明顯減速；對GDP增長的貢獻在1／3以上的設備投資增長率則從上半年的20%左右降至7—9月的6.9%；個人消費也緩慢下降；企業收益的增長由于“4高”(高油價、高美元、高利率、高工資)而趨緩。有些人甚至擔心日本經濟復蘇有中途夭折的危險。

　　由于歐盟成員國貿易占其對外貿的75%，歐盟經濟的發展受美國經濟的影響較小，但其增長勢頭也將受到抑制，原來預測2001年歐盟經濟增長率為3.2%，現在也被迫下降到2.8%。

　　綜上所述，世界經濟發展正在減速之中是已成定局，雖然對其持續的時間的估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二)世界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引發貿易保護主義

　　由世界經濟發展減速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可避免，雖然這種貿易保護主義究竟能走多遠尚需觀察。但單從美國經濟降溫，世界經濟發展減速的半年左右的時間里保障措施案件出現情況來看，形勢的發展令人擔憂：

　　2001年4月23日，日本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和一再交涉，悍然對從中國進口的大蔥、生鮮菇和藺草席等3種農產品實行200天緊急限制進口措施，超過限制的部分商品將征收高額關稅。從1997年以來，這3種產品進日本海關的關稅平均為3%至6%，而以后超過日本限額部分的大蔥的關稅提高至256%，生鮮菇提高至266%，藺草席提高至106%。2001年6月初，日企業又要求對中國的鰻魚、裙帶菜、領帶、襪子等實施緊急保障措施。

　　2001年6月中旬，美國紡織業要求對纖維類制品的服裝進口采取限制措施。2001年6月4日，韓國政府援引保障措施的例外條款，在沒有提供任何檢驗證據的情況下，宣布從中國上海大盈肉聯合公司出口到韓國的鴨肉中檢測出H5N1禽流感病毒，自即日起禁止從中國進口家禽及禽類產品；日本政府的有關部門僅僅依據韓國提供的情況，也宣布自2001年6月8日起，停止從中國進口禽類產品。就此，中國外經貿部新聞發言人指出，韓、日兩國政府有關部門采取完全禁止從中國進口家禽及禽類產品的作法缺乏科學依據和事實依據，是極其不嚴肅和不負責任的。

　　美國總統布什2001年6月5日要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鋼鐵進口進行為期4個月的調查，以確定國內鋼鐵企業是否受到了進口產品的嚴重沖擊，并最終決定是否援引美國貿易法201條款實行貿易保護。在歐盟、日本、巴西等國的強烈反對聲中，美國總統布什宣布于2002年3月20日對來自外國的鋼鐵動用美國貿易法201條款。這種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遭到了許多國家的反對或報復，有可能引發一場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5月2日，美國新農業法首先在美國眾議院獲得通過，主要內容包括：(1)對當前享受龐大財政補貼的谷物和棉花種植者繼續增加補貼；(2)對近年來不再享受補貼的羊毛和蜜蜂等生產者也進行補貼；(3)對歷來基本上不予補貼的牛奶、花生種植者也開始給予補貼；(4)對涉及農業生產的土地保護增加政府支出，其數額比目前增加80%。這意味著以往一直很少得到政府財政撥款的畜牧業乃至水果和蔬菜生產者都將獲益匪淺。繼2002年5月2日新農業法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后，5月8日，美國參議院也對新農業法案進行了表決并得到通過。參議院通過的新農業法其內容與眾議院大體相同，只不過政府財政撥款還要比后者多一些。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決定，在今后10年內，政府對農業的撥款將達到1800億美元，而參議院通過的農業法案則增加到1900億美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新農業法后，美國總統布什于2002年5月13日簽署了農產品補貼法案，決定在今后10年內，聯邦政府將向美國農業提供高達1900億美元的財政撥款；還決定在2003年—2008年的6年內，聯邦政府將農產品財政撥款增加67%。這一新農業法案規定，向農作物和乳制品每年追加64億美元的補貼，這筆補貼將在2002年冬季收割季節開始發放。美國這一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法案一出臺，立即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紛紛指責美國推行新的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

　　四、貿易政策呈現周期性變化的原因分析

　　石廣生部長在2002年6月3日召開的中介組織WTO培訓和研討會上說，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之所以盛行，主要是世界經濟總體情況不好，美國、日本、歐盟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困境，他們想的就是千方百計保護自己的市場。而且每當世界經濟不景氣，貿易保護主義就要加劇，這是一個客觀規律。石廣生部長這番話揭示了貿易政策之所以呈現出周期性的內在原因。具體來說，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的內在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國家利益是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的根本動因

　　作為一種國家對外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貿易政策從來都旨在于為本國從國際貿易活動中謀取最大“利益系數”——最大收益與最小損失之比。即制定貿易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趨利避害”——從國際貿易活動中以最小的損失謀取最大的利益，由此形成了一部“利益”的爭奪史：15世紀至17世紀，重商主義在各國貿易政策中占主導地位，以此為本國能夠積累更多的貨幣財富；18世紀，由于英國率先發起和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此時英國最大的利益所在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于是，處于當時的國際分工核心地位的英國就竭力倡導自由貿易政策。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竭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旨在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美國獨大，其最大的利益所在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因此形成了戰后的自由貿易浪潮。20世紀70年代至今，西方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無不著眼于盡可能地減輕國外產品對本國經濟穩定的壓力，提升本國經濟的競爭力，以奪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國家利益客觀上就成為當前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的根本動因。

　　(二)生產與市場的矛盾是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的根本動力

　　國際貿易，實質上是國別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實現的客觀過程，是貿易產品再生產的中心條件。因此，在國內市場上起支配作用的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依然是制約國際貿易發展的基本矛盾。各國貿易產品生產與世界市場在總量和結構兩方面的和諧度，決定著各國國際貿易政策的演變，經驗表明，生產與市場之間和諧度的高低，同國際貿易的自由度成正比，同保護主義的發展成反比。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浪潮，在任何時候都是世界范圍內生產與市場矛盾尖銳化的產物。

　　(三)發展不平衡規律是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的外部推動力


　　國際貿易又是各參與國為對方提供市場同時占領對方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受價值規律的支配。一定國家一定時期內國內被占市場同國外所占市場之間的比較，首先取決于該國產品的內在競爭力。產品競爭力是一國經濟實力在國際貿易中的集中表現，因而各國相對實力的變動，必然導致被占領市場和所占領市場之間的比例變動。因此，始終作用于世界經濟發展過程的發展不平衡規律，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國際貿易的自由度。那些經濟增長迅速、實力強盛的國家，一般總是傾向于實行自由貿易，以便憑借其產品自身的強大競爭力占用更大的世界市場份額；那些經濟增長緩慢，實力相對衰落或落后的國家，則一般總是傾向于實行保護貿易，限入獎出，以國家政策的強力采抵補其產品自身競爭力的不足。例如，20世紀50年代末以前，德、法等國成為美國產品的銷售市場，美國產品的不斷輸入嚴重影響德、法等國工業的發展。它們被迫成立西歐共同體，實行經濟一體化，對內取消關稅，對外實行保護關稅，加強非關稅壁壘，實施集體貿易保護政策。70年代石油危機后西歐的貿易保護進一步升級。日美之間、日歐之間貿易政策的變化無常也是上述規律的反映。

　　另外，國際范圍內產業結構的大轉移、大調整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修正等也是影響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特征的重要因素。例如，隨著國際范圍內產業結構的大轉移，一些重要貿易產品如紡織、鋼鐵等產品生產的比較優勢，從發達國家逐漸移向一些發展中國家。南美、東南亞等一些新興工業國日漸崛起，這些國家以日益增強的實力為基礎，一般都很注重發展出口產業，因而其許多產品都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有力地沖擊了世界市場上原有的供求格局。同時，另一些產品如汽車、電子產品鮮，其比較優勢在發達國家之間也逐漸發生了轉移。上述情況，在當前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條件下，表現得更加明顯，可以說形成了生產力在國際范圍內重新布局的新高潮，從而導致了貿易政策的不斷調整，促使貿易政策呈現出周期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