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從曼哈頓搬到新澤西州。這次搬家與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從城里搬到了城郊，搬進一個獨立磚房 

    這磚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兩個車庫和半英畝地的花園和樹林。我們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說,新澤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遠的家了，不要再搬  

    我一共搬過七次家，住過七個城市，它們是我生命中的七個轉折點。 

    我第一次搬家，準確地說，離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離開成都的老家去東北讀書，那年，我二十一歲，以四川省英語口語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帶了兩個大行李口袋，北上長春。在汽笛聲中，我淌下許多眼淚。 

    上大學，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在學校里，所有的同學都沒有父母在身邊，靠自己的努力，被學校、老師和同學重視。在吉林大學校園，我第一次感到與他人平等。1977年，我也參加了高考，但因為“政審”的原因———我的養父生父都有“政治問題”，我沒能被錄取。當我在上大學的第一個晚上，用全部真情寫下上大學的第一篇文字《感謝鄧小平》后，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離開成都的老家，是我邁向自己生活目標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個轉折點。 

    我第二次搬家是從吉林大學畢業后，到天津南開大學讀研究生。當我終于裝好自己七個紙箱子的書，在刺骨的寒風中排著長隊，那已是1982年的1月7日。我用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來挑選該扔該留的東西，沒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業本，密密麻麻地寫滿讀書心得，讀書評論，還有充滿各種情調的小詩、散文和大堆沒有成文的翻譯稿件，我將它們一古腦兒運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開大學報到時，只帶了一個手提袋，里面簡單地裝著我用了3年多的一本英漢字典———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國東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 

    除了字典，我還帶了一條長長的綠色全鴨絨圍巾。這條圍巾是我離開成都時，家里的親屬們湊錢買給我的上大學禮物，花了14元。1978年的14元，是很大一個數。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學留給過去，把知識留在腦里，把溫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輕松地去“學海撐船”。 

    我第三次搬家是從南開大學畢業后到北京大學任教。這一次，我是決定將我“南開的家”永遠地搬到北京，因為對于我來說，北京大學應該是我人生旅程的終點站�？晌以趺匆矝]料到，到北大僅僅5個月，我會在北大校園未名湖邊晨跑時,意外地遇到美國圣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文學院前院長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談20分鐘后對我說：“你應該去美國深造。讓我來幫助你�！蔽胰チ嗣绹�，因各種原因，不想一呆就是17年！ 

    飛美國之前，我又得搬家。我決意要在北京大學度過我1985年的第一天，開始我新的生活。12月30日那天，雪花大如鵝毛，我一早在學校人事處王老師的幫助下，找到一輛半舊三輪貨車，把二十多個紙箱子送上火車。我的研究生導師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開大學校門口，碰見從火車站回來凍得口鼻發青的我，將我帶回他們家。 

    我第四次搬家是從中國搬到美國，這可是一次遠行。從南開搬到北大的二十多個紙箱子，有一半多還堆在我的單人床下，沒開過封。把它們托運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這么多箱子托運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裝嗎？我終于做出決定：燒三分之一，賣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我教的三個班的一大群學生，一早就來幫我搬家。人多，家一會兒就搬完了，然后我們坐在搬空了的紅二樓靠水池的我那間原本十分溫馨的小屋里，吃學生帶來的小西瓜。學生十分舍我不得，相處一學期，我教了他們不少英文，讀的、說的、唱的。那天，我和我的學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road,takemehome（鄉村之路，帶我回家）》，那是美國當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從美國的圣路易市搬到東部的波士頓，那是博士學業完成后，去波士頓與丈夫團聚。我帶著一大卡車書和家具———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給的，或是從舊貨店買的，或是拾荒來的，在波士頓求職安家。波士頓才是第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家：女兒在波士頓哈佛大學婦產科醫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頓，我在波士頓找到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工作。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報紙，手指也翻黑了，而且還經過了七次面試才得到的。我沒有商學院學位，沒有銀行工作經驗，沒有香港客戶源，舒利文（Sullivan）這家美國金融企業與華爾街人力資源咨詢公司，能在美國經濟的冰點期———1992年，在拒絕了一百多名面試者后最終決定雇用我，現在想來，也還是奇跡。我在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頓世界貿易大樓一號樓79樓層的辦公室隨“9·11”大樓被撞而消失，我再無法面對那一片心痛。后在銀行客戶的鼓勵下,我終于決定在新澤西州創立自己的人力資源咨詢公司，為中美跨國銀行提供“重量級”的將才服務。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終于說服丈夫，自個兒先從波士頓搬去紐約，替我所在的波士頓總公司開辟紐約業務。做華爾街業務不去紐約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紐約也跑不起，一趟紐約跑下來，至少三千美元。如果開一個辦公室，要節省得多，但由于我給公司賺錢多，大老板一點不在意,還一個勁鼓勵我該用就用，可一生節儉的我倒有些在意，為什么要浪費資金呢？我于是孤膽去了紐約，為公司在紐約“另起爐灶”，使我們公司在世貿大樓一號樓的79樓層有了新家。 

    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這次搬家，是第一次“帶家具搬遷”。丈夫在離開波士頓的那個感恩節早上，把我們的家具由搬家公司搬到紐約，然后將我們兩千英尺的復合式兩層樓公寓，打掃得干干凈凈。 

    5年后的2001年夏天，我們賣掉了在美國所擁有的第一套房子。但我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把賣房子賺到的十萬美元，立即買進了風險最大、回報看來應該最高的高科技股。我們當時想，股票市場從2000年4月中旬的5000點跌到2001年6月的2600點，還會繼續跌嗎？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點。人算不如天算，這十萬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Sun，朗訊，今天只值18000美元。 

    不過，不該我們得的，就不該我們得，股票市場是再不敢去了。為了將來的回報，輸去今天的穩定，太不應該。 

    但我們仍然很愛紐約———這是一個對全世界敞開胸懷的城市。我終于沒能在1999年離開美國回北大任教，再次放棄了北大校園和校園里百年老樹旁那繞房而飛的灰喜鵲，這也許將是我一生的遺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慮家的利益。 

    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從曼哈頓搬到新澤西州。這次搬家與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從城里搬到了城郊，搬進一個獨立磚房。這磚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兩個車庫和半英畝地的花園和樹林。我們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說,新澤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遠的家了，不要再搬�，F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創作室”，或用北大出版社張副總編的話來講，我有了一個“會館”。他希望我不僅僅是在世界的各大機場候機室，而且能在自己的家里，在這“會館”里，喝著清茶，寫出百萬字的好書。我答應他，凡是能打動我心的書，我都愿寫，讓我的筆將那精彩的人生和豐富的職場經驗，帶給那些求職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職場上功成名就的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