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刺激政策的帶動下，世界主要經濟體先后步入了基礎薄弱的經濟回升期，但是刺激政策的負面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刺激政策成本過大引發全球債務激增。核心發達經濟體國家的巨額政策赤字正侵蝕著尚未全面復蘇的全球經濟。在經濟復蘇與平衡財政之間如何取舍，世界各國政策陷入兩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說2010年是真正考驗各國政策經濟智慧的關鍵年。
眾所周知，金融危機大規模爆發之初，各經濟體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幾乎同步協作，但各國經濟復蘇步調不一致，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加劇。2009年10月以來，澳大利亞、挪威、以色列、越南率先采取加息的緊縮政策，2010年伊始，中國連續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美聯儲也開啟信貸常態化機制，三年來首次調升貼現率，將窗口貼現率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之間的息差擴大50個基點，這引發全球對寬松貨幣政策轉向的高度關注。上調貼現率應該被視為美聯儲信貸工具的進一步正常化，而不是對企業和家庭收緊信貸的信號，基準利率調升才是貨幣政策轉身的標志。主要發達經濟體全面大規模政策退出時機尚不成熟，動用“價格”性工具并使之真正恢復到“常態”水平，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1、復蘇基礎不牢固。美國去年四季度GDP折年率增長5.9%，為2003拉動3.9個百分點，四季度實際經濟增長僅為2.0%。失業率居高不下，住宅和商業不動產市場陷入困境，經濟復蘇并不具可持續性，也不排除有“雙底衰退”風險。歐洲央行在最新的月度報告中也表示，目前支撐本地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的一些因素只是暫時性的，鑒于歐元區內外不管是金融還是非金融領域仍在進行資產負債表調整，未來歐元區經濟活動可能還會受到拖累。考慮到這種不確定性，歐洲央行只會逐步也退出此前用以支撐經濟和銀行系統的非常規流動性措施，并不會急于上調基準利率。
2、自主性投資十分疲弱。從主要經濟體看，產能利用率降低趨勢沒有有效逆轉。美歐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盡管比危機之初有小幅回升，但仍低于長期均值。2010年1月美國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為72.6%，比1972～2008年80.9%的歷史平均水平低8.3個百分點。歐元區產能利用率為72.4%，也遠低于長期均值，產出缺口依舊很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發達經濟體版主性投資還很疲弱，2009年美國企業投資下滑17.9%，降幅創1942年以來新高，雖然第四季度企業投資折年率增長2.9%，但房地產投資持續低迷，折年率下滑15.4%，仍需要寬松信貸和低利率政策環境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刺激經濟所引發的負向成本不斷加大，風險正在向央行和政府轉移。首先，在危機當中，西方各國貨幣當局穩定市場和經濟的思路非常明確，那就是通過央行的高杠桿率來支持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危機惡化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采取了各種措施幫助緩解銀行間和貨幣市場緊張局勢。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規模構成、風險結構以及資金流動模式等發生了顯著變化。以美聯儲為例，在金融危機中美聯儲扮演了最后貸款人的身份。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的美元資金大量存放在美國金融機構，或者投資于各類債券和金融產品。金融危機后，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大量美元資金從美國金融機構和一般性債券與金融產品中轉出，轉為存放在美聯儲和投資于美國國債，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急劇膨脹，杠桿率不斷攀升。危機爆發至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由2007年6月的8993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2215億美元，不到兩年時間增長了1.47倍，增加了美聯儲潛在的資產風險。其次，由于財政赤字問題日益嚴峻，債務負擔大幅增加，如果持續擴大財政支出，債務問題將更加嚴重，極大地影響各個經濟體的信用和融資。過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相當于政府把本來分散于各個經濟主體(如金融機構)的風險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資產負債表風險上升為集中的政府主權資產負債風險，其直接結果是公債債務水平及其融資成本的提高。
總之，主要經濟體面臨著政策持續與政策退出、政策刺激與衍生風險、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等目標之間的抉擇，鑒于當前的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是“政府驅動”刺激經濟的結果，一旦政府不得已而開始實施“退出策略”，經濟復蘇進程可能因缺乏驅動力而出現逆轉，因此，未來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在“退出策略”上的決策將十分謹慎。我們中國也應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