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才露頭，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鼓點就已響起。民盟上海市委針對自貿區發展可能帶來的人口和社會管理壓力，將向今年的上海兩會提交一件集體提案，吁請政府和社會共同關注自貿區新型國際社區的治理問題，因為據測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就業崗位可能超過100萬人”。隨著國內外大批人員前來，以高學歷、高收入和中外混居人群為特征的新的國際型高端社區將大量涌現，“對浦東新區乃至上海的社會管理產生巨大壓力”。

　　如果上海自貿區真如設想那樣，吸引來大批跨國企業和高端員工，不要說100萬就業者，恐怕還會有更多從事服務業的中低端就業人員云集自貿區及附近。到那時，高端和低端社區的不同問題就可能同時浮出水面，如果現在不預先準備，或許會出現某種社會失序而影響經濟創新的大局。

　　但反過來，若其他申請中的自貿區順利獲批，分流之后使得就業崗位均衡分布，說不定就未必有100萬高端人員來上�！爸型饣炀印�。而且，自貿區對從零起步的創業者亦有相當的吸引力，這些白手起家的人群，未必就一定是 “高端大氣上檔次”的類型。盡管他們也會對社會管理形成壓力，但兩相比較，畢竟管理的對象、內容和方式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語，一味強調高端管理，最后會不會成為“導彈打麻雀”？

　　其實，相比過去的 “開發區”，自貿區有不同的側重點，那就是前者大多“做加法”，國家給予各種優惠，依靠政策洼地產生收益；而后者更像是“做減法”，通過負面清單，讓不適應國際經濟交往的行政管制有序退出。假如在實踐的過程中，自貿區更多的是一種靈活的形態，而非實體建制，那么“100萬高端就業者”這樣的估算是否經得起推敲？此類數字，恐怕還是需要在動態中實時監控才更加妥當。

　　總之，一切都還是剛起步。未雨綢繆也好，杞人憂天也罷，一年后上海自貿區成績單才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