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但卡車司機伊藤仍然在超市門口的隊伍中等待著，時刻準備沖入擁擠的人群中大肆采購。2014年4月1日，日本政府決定將消費稅從以前的5%提高到8%——這是日本政府十七年來首次增加消費稅。據(jù)相關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此項增稅計劃每年將為日本政府增加8萬億日元的額外收入，而每個日本國民平均則需要多支出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000元）。　　對于白領階層來說，3%可能不算什么，但對于像伊藤這樣的社會中下層民眾，5萬日元卻顯得異常珍貴。根據(jù)民調公司MACROMILL對1,000名民眾進行的抽樣調查，高達68%的民眾將在消費稅提高以后勒緊腰帶過日子。這也是為何許多消費者會拿出將近一個月的收入來囤積各種雜貨的原因。但香皂等日用品尚能用些時候，食品卻只能維持幾天到數(shù)周的食用，艱難的日子早晚會到來⋯⋯
　　懸崖上的日本
　　如果說日本經濟正在繼續(xù)墜入經濟下滑的危機，可能不會有人懷疑。2013年，日本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財政赤字。2014年第一季度，日本財政赤字達到了1.45萬億日元，超過彭博社（Bloomberg）經濟學家普遍預測的1萬億日元近50%。
　　禍不單行，沒有財政收入，虛弱的政府更加難以保障經濟的平穩(wěn)增長。在安倍親自坐鎮(zhèn)下，成功申辦2020年東京奧運會后，日本經濟一段時間內有了體育場館基建這塊“護身符”，但作為驅動經濟發(fā)展的三大引擎，投資、消費、出口不可偏廢，另外兩個引擎轉速過慢還是讓日本經濟困難重重，尤其是出口。在國內市場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出口顯得尤為重要，但在日本的貿易收支中，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在2013年銳減了8.7%，從中國進口卻僅減少0.9%。
　　多年來，日本早就習慣了其出口導向型經濟給自己帶來的甜頭，直到2011年，日本發(fā)生福島核事故后，由于國內反核聲勢強大，日本決定停止核項目。這等于剝奪了該國一大能源來源，日本能源進口也隨之猛增18%，進出口比重開始發(fā)生偏移。
　　此外，在本應獨立運作的日本銀行的配合下，安倍制定了空前的量化寬松政策，以人為制造出通脹。安倍內閣成立的第一年，日本通脹達到1.3%，終于開始扭轉多年的通貨緊縮，但這同樣沒有為出口帶來好消息。日本鈴木商會會長Suzuki Jirokichi表示，“我們出口的電視、電子產品、汽車等自從2010年以來就沒有增加過，唯一保持增長的是機床等普通機械。”但他同時認為，作為區(qū)域內最發(fā)達的經濟體，亞洲新興國家仍然需要日本的產業(yè)機械，出口崩潰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jù)日本政府發(fā)布的相關數(shù)據(jù)，截至2014年3月，日本外貿逆差已增加到13.7萬億日元，大幅增長了近三分之二，這也是日本連續(xù)第三年出現(xiàn)貿易赤字，為上世紀70年代有相關數(shù)據(jù)以來最糟。此外，根據(jù)Redit Suisse研究顯示，日本2014年的出口量實際上比2013最后一季度還略有下降，經季節(jié)性調整后的下降幅度為0.2%，進口卻增長了4.5%。瑞士信貸首席日本經濟學家Reiromichi Shirakawa對此指出：“進口量的增長似乎高于我們的預期。”
　　“考慮到外國經濟預計會繼續(xù)復蘇，日本的出口將逐步得到改善。”為提振市場信心，日本政府首席發(fā)言人、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仍然在為出口搖旗吶喊，可是數(shù)據(jù)不會騙人，投資與出口并不能在短時間內救日本于水火。
　　安倍迎大考
　　那就只能從消費上下功夫了。以此次消費稅上調為分界點，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盡管安倍晉三再次強調經濟重建和穩(wěn)定財政并不矛盾，但要驗證這個判斷現(xiàn)在還為時過早。對于日本經濟來講，消費稅的動向總是和社會保障、財政重建、甚至民眾的生活水平息息相關，對安倍來說，一切考驗也才剛剛開始。
　　多年來，經濟低迷迫使日本采取了各種改革，其中也包括消費。和一些發(fā)達國家類似，阻礙日本消費、投資的一個嚴重因素也在于市場不斷縮小。時至今日，日本已出現(xiàn)了連續(xù)十余年的物價降價現(xiàn)象，“明天的物價會比今天更便宜”生長在所有人的潛意識里。但對于日本，這不僅意味著今天的投資很難在將來收回，也意味著用企業(yè)投資、個人消費來支撐的日本經濟更加難以為繼，于是增加消費稅漸漸成為一種選項。一方面可以擴大財政收入，一方面又可以強化政府的調控能力，何樂而不為？可是大多數(shù)首相卻只能想想，在選舉政治當?shù)赖娜毡荆瑳]有誰敢輕易踏出這一步。
　　歷史上，消費稅從來都是政客們的毒藥：1989年，日本首次開征消費稅，時任首相竹下登便因此下臺。1997年，經濟危機席卷日本，首相橋本龍?zhí)�郎選擇增加消費稅予以應對，雖然后來日本經濟企穩(wěn)回升，但橋本也沒逃過被免的命運。再加上最近的野田佳彥，可以說，此次增稅安倍賭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說，日本若想實現(xiàn)穩(wěn)定的社會保障、重建財政，確保財源已經刻不容緩。
　　此次消費稅改革，在安倍的前任野田佳彥執(zhí)政時就已經通過法律程序，但付出的代價是野田首相向當時在野的民主、公民兩黨妥協(xié)，并提前舉行大選。此后，二度當選首相的安倍在上臺之初因擔心經濟復蘇夭折，也不敢貿然吃掉這塊已經擺在桌面的蛋糕。在談到自己思考增稅的過程時，安倍曾表示，“最讓人擔心的是，增稅將使消費低迷，日本經濟重新陷入通貨緊縮和經濟停止增長的深淵。”
　　和其他首相不同，安倍的幸運在于，自去年上臺，他就已開始提早為此做準備，即推行他的“安倍經濟學”。在基本沒有“三駕馬車”支撐的情況下，2014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實際增長率同比達到3.8%，大幅超過日本政府設定的2%的長期增長目標。可能連安倍自己也清楚，這種沒有支撐和配套改革的增長只是紙面上的，但它至少為消費稅改革提供了可能，因為沒有哪個選民會再選一個經濟下滑還大幅加稅的首相。
　　為防止因稅率上升而導致的經濟低迷，在增稅的同時，安倍政府也宣布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包括減少征收企業(yè)法人稅，提前廢除復興特別法人稅，并向2,400萬低收入者直接發(fā)放1萬日元現(xiàn)金等。此外，鑒于汽車和住宅等高額商品的消費對經濟整體影響巨大，日本將在貸款、所得稅以及購置稅上對購買者作出相應的減免，預計實施這些政策政府將投入超過5萬億日元。
　　不得不發(fā)
　　改革前，日本的消費稅在發(fā)達國家中屬于最低之一。與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一般稅種相比，消費稅征收范圍廣泛，而且稅源也非常穩(wěn)定，這在日本政府已把國債“用爛”的情況下成了日本政府解決財源問題的最佳選擇。
　　二戰(zhàn)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日本都對發(fā)行國債采取消極態(tài)度，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才開始發(fā)行“赤字國債”，并為經濟起飛立下汗馬功勞。然而，自泡沫經濟崩潰后20年以來，日本在稅收急劇減少的同時，長期實行刺激財政政策，人口老齡化導致社會福利保障支出急劇擴大。截至2013年6月末，日本國債、政府借款、政府短期證券加起來已突破1,000萬億日元，高達日本GDP的兩倍。這就意味著，每一個日本人身上背負著接近800萬日元左右的債務。
　　消費稅提升后，會不會帶來物價的提升也難以回答，至少從目前看來還好——多數(shù)商家仍在盡可能打折來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則盡量避免消費。“內閣曾經預測2014年物價將上升1.2%，民間則認為是1%。”對于經濟增長，Suzuki Jirokichi態(tài)度悲觀，“不論是國家還是民間機關，能預測的漲幅均比安倍內閣設定的2%要低，更不用說和提升的3%消費稅稅率比較了。”
　　這樣看來，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出現(xiàn)滑落似乎已經不可避免，目前的問題在于經濟需要多久才能擺脫增稅所帶來的影響。從根本上講，日本民眾最希望政治家們做的就是把經濟搞上去，而不是修憲或擴充軍備。在消費稅提升后，安倍內閣與17年前的橋本龍?zhí)�郎內閣變得愈發(fā)相像，但和橋本比，安倍更加缺乏搞經濟的經驗，遇到的困難也更大。“對4-6月的消費量銳減，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Suzuki Jirokichi說。可是問題是，安倍希望能在7月前消化完消費稅提升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從17年前橋本內閣提稅的經驗看，這基本是空談。
　　退一步講，即使成功脫身，安倍可能也無法安心太久。在養(yǎng)老金、醫(yī)療、看護和育兒、社會保障四個領域，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投入的預算高達34萬億日元，以此計算，即使消費稅提高5%，社會保障投入仍然存在19萬億日元的巨大缺口。
　　可是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財稅體制改革再艱難，現(xiàn)在也已到了不得不發(fā)的時刻。《朝日新聞》就曾發(fā)表的社論指出，我們或許可以讓下一代還自己欠下的債，但這種做法無疑是殺雞取卵。穩(wěn)定社會保障，防止財政危機，我們除了負擔別無選擇。另一方面，改革的急迫性從日本民眾的態(tài)度也可以看出，增稅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可謂一大負擔。不過通過日本媒體的輿論調查顯示，此次稅率上漲卻獲得了超過一半民眾的支持。而這種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即使連普通民眾也已經意識到，如果再不改革，日本財政和社會體系崩潰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