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行　　作為制度經濟學家，一直困擾著諾思先生的一個謎團是：為什么經濟落后的國家總是落后？不同國家之間長期經濟績效的差距為何一直存在而且還不斷擴大？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他寫道：人類歷史的核心疑難問題在于，如何解釋歷史變遷路徑中的巨大差異。那么，不同社會的差異是如何發生的？ 
　　不同社會的績效差異甚大的原因何在？從標準的新古典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來解釋，這一差異會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為根據這些理論，不同經濟經過長時間的商品、勞務和生產要素交易后，會逐漸趨于一致……但過去幾千年的主流特征卻是：世界逐漸演化成為了許多在宗教、種族、文化、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迥然不同的社會。富國與窮國之間、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一如往昔，可能還更甚于以往了。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也許，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問題是：導致差異不斷擴大，或產生趨同的條件是什么？這個謎團中還包含了更多的疑問。如何解釋一些社會所經歷的經濟福利上的長期停滯或絕對衰退？而根據阿爾欽（Armen A. Alchian，1914－2013）于1950年提出的進化假說（evolutionary hypothesis），無處不在的競爭將剔除低劣的制度，而使那些能更好地解決人類問題的制度得以留存下來。 
　　在《暴力與社會秩序》一書中，諾思寫道：“在討論社會秩序的不同模式時，一個未受充分重視的議題是"窮國為何始終貧窮"。”而這正是他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與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 1862-1945）以及現代產權學派不同，諾思提出了關于制度和制度變遷的完整的框架性結構。他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形塑（shape）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或者更簡單一點說，制度為人們的互動提供結構，從而減少人們在日常交往中的不確定性。 
　　制度由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的有效性三部分構成。其中正式規則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對非正式約束進行描述要困難得多，包括行事準則（codes of conduct）、行為規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慣例（conventions）等，或者可表述為“聲譽、普遍接受的行為標準，以及因重復交易而產生的慣例。”實施可以是自我實施（self-enforcing），也可以來自于對方的報復，或者來自于第三方（比如國家）的強制實施。 
　　用十字路口紅綠燈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解釋以上三者。正式規則是指人為制定的：紅燈等待，綠燈行。這個規則為人們的互動提供了結構，提供了對別人行動的保證，減少了互動中的不確定性，從而提高了人們出行的效率。但是這個正式規則的有效性依賴于：一，這必須是一個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說，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二，非正式約束，在一個行人習慣亂穿馬路的社會，這一正式規則的有效性便得不到充分保證；三，實施機制的有效性，比如是否能對闖紅燈者實施嚴格的監督和處罰。作為共同知識的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制度。 
　　與康芒斯等許多制度經濟學家不同，諾思十分強調非正式約束的作用，他認為非正式約束本身就是重要的，而并非只是簡單地作為正式規則的附庸。同時非正式約束無處不在，正式規則雖然是非正式約束的基礎，但在日常互動中，它們卻極少是形成選擇的明確而直接的來源。 
　　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他引用了羅伯特·阿克斯勞德（Robert Axelrod，1986）的例子來對這一點做生動說明：“在即將與艾倫·布爾（Aaron Burr）決斗的前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坐了下來，寫下了所有他不該接受這個挑戰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他可能會被殺掉。但就算是他有不去決斗的充分的理性基礎，他還是覺得這種決定會使自己在公共領域的威信受到重大影響，因為，決斗是紳士們解決爭端的公認方式。在這里，是社會規范左右了選擇，而不是正式規則。”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何同樣的正式規則，加諸不同社會，往往得到不一樣的結果；也才能理解為何制度變遷是漸進的，甚至在規則完全改變了的情況下，原有社會中的許多東西還是能夠存續下來；也才能理解為何諾思認為現實世界的制度變遷不能從新古典經濟學和博弈論模型中，而只能在非正式約束的語境中才能得到解釋。 
　　非正式約束來自于社會傳遞的信息，并且是我們所謂的文化傳承的一部分。長久以來，文化一直被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剩余變量”來處理，而諾思則對文化信念、信任、認知以及意識形態等與一個社會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做了深入研究。這使經濟學理論模型能夠更貼近現實。因為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場景中實現的，或者說，都與一個地區、族群、國家和社會的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信念密切相關。因而，如果經濟分析忽視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傳統、文化信念和文化精神，當其試圖解釋該社會的經濟發展的原因時，總是會遭遇各種無法解釋的問題。 
　　諾思認為，對包含在非正式約束中的信息進行文化處理，在長期意味著：它在制度的漸進演化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從而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根源。文化特質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并且大部分文化變遷是漸進的。同時，從文化中衍生出來的非正式約束不會立即對正式規則的變化做出反應，因而，已改變的正式規則與現存的非正式約束之間的緊張關系所導致的后果，對理解經濟變遷的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 
　　非正式約束從多個方面影響經濟績效，弗朗西斯·福山（1998）在其著作《信任:社會道德和繁榮的創造》中指出，雖然百分之八十的現實經濟能夠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有效解釋，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則需要文化層面的因素來做出補充。而文化對經濟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來傳導和表現。信任能夠直接影響經濟實體、組織以及交易的規模，并且還能夠影響非生產性尋利（profit-seeking）行為的規模和強度。基于上述機制，福山認為，信任能夠直接影響甚至于決定經濟的效率。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我們考察了中國各省區社會信任水平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信任對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影響為正向顯著，中國的省級地區社會信任水平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將提高0.0445個百分點；其次，社會信任水平還與地區投資率存在顯著正向關系，并且在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程度越小的地區，信任對于投資率的作用將越大。我們還在中國幾個代表性省份做了問卷和入戶調查，試圖研究文化信念（比如“因果聯系信念”：你是否相信通過自身努力一定會得到回報？）與經濟績效、企業家數量之間的關系。 
　　作為諾思先生兩本著作的中譯者，本人從其對非正式約束與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之間關系的強調中得到了很多啟發。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譯有諾思所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格致出版社，2008及2014年），以及諾思與他人合著的《暴力與社會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