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隋秀勇
    國內的大蒜價格一路飆升，但這卻與哈爾濱白城大蒜合作社蒜農宋國峰沒一點關系。2009年12月份，當大蒜在北京農貿市場零售價賣到5元/斤時，宋國峰因為沒有冷庫，擔心大蒜發芽變質，早在10月中旬，就以1.5元/斤價格售出最后一批大蒜。
    宋國峰后悔不迭：“近兩年大蒜的行情并不好，許多當地蒜農和我一樣，早早就將大蒜賣了。”但如果預測到這個行情，合作社里的“宋國峰們”還只能望市興嘆：“我們缺乏專業的冷庫，大蒜很難長期儲存。”
    合作社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獨特產物，是產供銷的集成器。自2007年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以來，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合作社的發展，各地沉寂多年的合作社被紛紛修復，并給解決三農問題帶來諸多好處。但因為專業化、信息化的現代物流缺失，合作社只能瘸腿前行。
三個地方的樣本
    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國農民得以確立了市場主體地位。經過30年的發展，千家萬戶各自為政搞生產，“小生產”對“大市場”的矛盾愈發嚴重。為建設新農村經濟，合作社——這種利于轉變松散的小農產業為集約化現代農業，把農業從以生產為導向轉變為以流通消費為導向的經濟組織被再次重視。
    2007年7月1日實施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確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經過兩三年的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卻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不同命運。
    樣本一“呼蘭蔥、阿城蒜、雙城菇，不用看”這句贊賞的順口溜，如今讓黑龍江阿城蒜農聽來卻有些刺耳。
    在黑龍江乃至東北三省主要的農產品集散地——哈爾濱哈達果菜批發市場，記者幾乎問遍了所有商販，都找不到阿城蒜。大蒜商白景范告訴記者，阿城大蒜雖然產量不小，但種植地域較為分散，個頭兒也大小不一，無法與標準化、規范化運行的大市場相對接。
    記者從阿城農委得到信息佐證了白景范的說法。早在2007年8月，阿城白城大蒜專業合作社就已經成立，但阿城大蒜一直都沒有實現標準化種植，待售的大蒜被簡單分為3個等級，由村民編成“蒜辮”出售，且無任何地理說明、注冊商標等標識。除少部分蒜農會進城兜售外，大部分蒜農都是在家等著經紀人來收購。而供應鏈過長也進一步壓縮阿城蒜的利益空間。
    樣本二
    與阿城大蒜遭遇截然相反的是，山東金鄉縣大蒜在哈達果菜批發市場的熱銷。白景范告訴記者，與阿城大蒜相比，山東大蒜訂單式農業的優勢明顯。山東蒜蒜瓣飽滿，蒜體整潔，不僅按照大蒜直徑進行分級定價，一些地區還按大小、圓扁等不同規格進行包裝。
    有分析人士指出，金鄉縣訂單式農業的背后有強大物流服務體系支撐。據了解，通過打造區域物流中心，發展連鎖經營和物流配送，金鄉縣農資連鎖經營物流配送市場份額達95%以上，80%以上的行政村建起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村級綜合性服務中心，組建起農資超市、生活超市。超市連鎖經營發展到120余家，物流配貨站180余家。
    樣本三
    無獨有偶。在重慶市大盛鎮從事果樹種植近10年的農戶張先生，面對水果市場價格波動，依然從容。張先生告訴記者：“加入合作社以后，不但水果的質量穩定了，而且再也不用為水果的銷路發愁。果蔬類產品平均1~2元的高價，更是以前不敢想的。特別是近期大雪造成水果價格猛漲，不到1個月的時間又增收近千元。”“這主要得益于我所在的專業合作社建立的‘市場預測機制’，它改變了合作社成立之前，農戶‘今年種什么賺錢，明年還種什么’的盲目生產方式。”
    張先生告訴記者，合作社負責生產，化肥、農藥、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的集中采購、配送，化肥就能便宜5%。合作社會根據預測的市場行情，對收購上來的農產品統一儲存在12個冷庫內，統一銷售保證在行情好時能賣個好價錢。目前，該合作社擁有350多戶社員，農產品產業化的一體化模式，使該合作社農戶在與大型采購商的交易中，擁有更多主導權。農產品價格較合作社成立之前高15~20個百分點。
    該合作社負責人胡小軍（化名）表示，在農產品實現規模化種植、產業化發展的同時，物流服務影響甚至左右著農業產業化的進程。為此，他們建立了“物流配送直銷店和西部農產品物流配送中心”流通平臺，對農產品進行分級包裝、加工、貼牌、終端配送，吸納重慶市兄弟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產品歸口到物流配送中心。
    依托于物流服務，自農業部2008年開展“農超對接”項目以來，秀福合作社與重慶市的遠東百貨、易初蓮花、沃爾瑪等4家超市進行合作,并進入下屬的10多家賣場銷售。
專業物流瘸腿
    2009年出臺的《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建設九大重點工程，其中第四大工程就是“大宗商品和農村物流工程”。但在廣大農村，物流還只是少數人知道的新概念。
    胡小軍發展合作社物流的道路并不平坦。物流是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機融合，任何一個環節運轉不暢都會影響物流效果的發揮。而物流服務能力將直接影響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未來，甚至是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胡小軍抱怨說，在“重生產，輕流通”傳統思想的影響下，社員大多把物流與運輸混為一談。要想讓社員出錢搞物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說一年下來有500萬~600萬元的產值，但是60%要返回給農戶，而且還要預留最高15%的市場風險金，幾乎沒有多余的資金來發展購置專業物流設備。
    目前，胡小軍的合作社有12個冷庫、2臺冷鏈車和1臺運輸車。而隨著入社農戶的增多，合作社的規模不斷擴大，需要儲存的生鮮農產品越來越來。無論是倉儲設施，還是配送車輛已經捉襟見肘。胡小軍告訴記者，與他們合作的大型采購商和訂貨商，大多局限于重慶地區，其中由于缺乏專業的物流設施的因素不可忽視。
    制約合作社物流服務升級的另一個瓶頸是，物流集散和配送網絡還未形成。胡小軍憂心重重地說，雖然2009年他們的“物流配送直銷店”在重慶市進行試點以來，加之與西部農產品物流配送中心的遙相呼應，對提高農產品的物流效率、降低成本，密切了產與供的銜接，但這也僅僅局限于重慶及周邊地區。而他們的目標至少是整個國內市場。
    專業物流人才的缺乏和資金缺乏導致信息化建設的相對落后，也使合作社很難對配送網點進行高效管理。一直盤算著通過擴大倉儲、配送網絡、車隊規模來提升物流服務能力的胡小軍，在2009年初從網絡上了解到，國家針對近年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遇到的資金困境，出臺了相關扶持措施。這讓胡小軍看到了希望。
    但到相關部門問此事后，他大失所望。“沒有錢什么都搞不成。現在有息貸款都非常困難，更別說得到免費的扶持資金。”胡小軍悻悻地說，“知道還不如不知道呢！”
物流亟待深耕
    自己搞物流困難，為什么不委托第三方，借助專業物流，推進訂單式農業與大市場對接？近年來，每年年初的中央1號文件，幾乎都涉及到發展農產品流通和物流，《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更有明確表述。
    胡小軍告訴記者，第三方物流企業都認為農村物流市場空間大，但要把潛在市場變成真金白銀，說和做有天壤之別。農產品與家電下鄉都遇過物流窘境——在一二級市場呼風喚雨的國美、蘇寧等家電流通業的巨頭，在三四級市場猶如龍陷淺灘；在一二級市場百試不爽的物流模式，卻難以復制到農村市場。“我們考慮過與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但找不到合作對象。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本能。一般來說，物流成本與物流規模成反比。我國規模化農業產業格局還未形成，地廣人稀、農產品相對分散的格局是農村市場的主要特點。這就要求第三方物流公司要降低物流成本，必須斥巨資構建物流網絡，形成規模效應。國內第三方物流企業普遍規模較小，又要求他們必須注重物流投資的回報率和回報期限。而一般來說，這個回收期不可能是一年，可能是要3~5年，甚至要10年，但是投資方不可能等這么多年。”
    哈爾濱商業大學從事農產品物流研究的沈欣博士說，農產品物流外包是發展趨勢，但這需要一個過程。第三方物流全程介入合作社產供銷全過程，一方面需要國家在農村物流基礎設施加大投入力度，并對第三方物流企業給予一定的扶持；另一方面更需第三方物流企業積極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農村物流市場的創新模式。也許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自營、合作、外包等多種物流模式將共存于我國農村物流市場。
    而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要提升物流能力，其實有多種方式可以選擇。
    比如由商務部等推動的“農超對接”，就是對農產品物流流程扁平化的一種方式。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充分借助零售連鎖超市在物流車隊、配送中心、信息化及物流人才等物流服務方面的優勢，完善和提升自身的物流服務能力。
    再則，區域內的多家農民專業合作社也可以自發組建大型流通企業，通過產運銷一體化的方式，進一步提高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據沈欣透露，黑龍江許多墾區目前正在制定規劃，其中就涉及涵蓋組建產供銷一體的大型流通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