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軍山
    研究和借鑒： “三大課題、五大經驗”
    聯系我國實際解析日本郵政業，深感有一批值得研究的課題，也有一些值得學習的經驗。
    （一）三大課題
    郵政改革的利益協調。中、日都面臨著郵政改革利益調處問題。日本郵政的民營化改革，調處的是國有化、民營化、均等化之間的利益矛盾，這也是我國郵政業深化改革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從日本的紛爭，還是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都需要講究對立統一方法，嚴密防范國有化走向壟斷化、民營化走向自由化、均等化走向簡單化。
    普遍服務的持續強勁。中、日都存在著保持郵政普遍服務持續強勁的問題。在傳統通信方式發生變革、郵政改革風起云涌、世界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兩國郵政面臨著相同的窘境：邊遠地區網點萎縮，業務量減少，國際業務高攀不上。但日本的可持續性要強勁許多，函件業務一直主打，成本核算科學規范，補償機制健全到位、法律保障十分全面。我國郵政的普遍服務如何適應形勢的變化，需要理清歷史賬、人均賬、法律賬和民意賬，參考研究日本的情況，應當不失現實意義。
    市場競爭的井然有序。中、日同為郵政市場大國，但日本的郵政市場法治成熟，競爭的層次性高，全行業集聚、集約、集優。從集聚上考量，大城市為主，90%以上的快件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產生。從集約上考量，90%以上的郵件業務、90%以上的國內快遞業務、90%以上的國際快遞業務分別為國有、民營、外資占有。從集優上考量，全國性網絡企業不是很多，國有的是日本郵政，民營的是宅急便、佐川急便、日本通運、福山通運、西濃運輸，外資的是DHL、FEDEX、TNT、UPS等。
    各市場主體注重定位、注重差別、注重競合，沒有加盟現象，沒有價格戰，沒有欺詐、扣件、壓件情況，也沒有收寄驗視、先驗后付等繁瑣問題，服務的理念、平等的姿態、專注的意志和極致的作風，潤物無聲般地流淌在整個行業，對于規范我國郵政市場，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參考價值。
    （二）五大經驗
    以服務均等為綱領，多方發力。日本始終注重以服務均等化為綱領，統領郵政業改革和發展，形成了“集中控制、分散實施、多方發力”的均等化推進機制。所謂“集中控制”，是指政府依法發揮總攬作用，對公共郵政資產實行絕對控制，嚴格限定郵政企業對局所的裁撤，提供社會和地方貢獻基金支持，建立基于成本的郵政資費調節機制。所謂“分散實施”，是指服務均等化由郵政企業、快遞物流企業和社會組織、民間團體共同實施，郵政企業主要提供普通郵件的服務，快遞企業主要承擔小包遞送，農協、便利店等社會組織、民間團體在郵政企業、快遞企業的合同委托下，為人口稀少的海島、邊遠村落和山區提供收投服務。所謂“多方發力”，首先是政府發力，通過法律調處市場主體及其內部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確保公平公正。比如，法律明確規定，2萬億日元的社會和當地貢獻基金，用以保障人口稀少地區的郵件和金融服務。其次是各類市場主體發力，各自突出服務重點，注重網絡的建設和維護，合力構筑“最后一公里”。有如，位居小包寄遞市場40%份額的宅急便公司，全國有26萬個協議收、寄網點，2008年業務量高達16億件，相當于當年日本郵政郵遞小包量的5倍，依托米店、酒店、24小時營業的連鎖便利店等完善終端服務。再次是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發力，一方面表達訴求意愿，對均等化服務進行評價和反饋，另一方面投身于均等化服務進程當中，為其提供終端支持。如鄉村農協（農工商）、城市便利店等承擔的委代辦服務。
    以成本核算為基礎，精細管理。因為沒有公共財政補貼，日本郵政特別重視成本核算、精細管理。除了大手筆的網業分離之外，其他方面也有范例。比如說，郵票的提價，都是基于成本核算后的盈虧情況來做決定，最后一次提價是在13年前，為的是彌補虧損；民營化之后把包裹剔除普通郵件之外，規定包裹不能使用郵便車運遞，為的是減少普遍服務運輸成本；堅持把EMS列為競爭性業務，為的是避免普遍服務的過度耗損；擬將4800個擁有投遞功能的局所壓縮至3600個，為的是節約3.4億元的年度運費。
    “摳門”的程度如此，管理的“刻板”也不在其下。過去的郵儲銀行窗口服務，消費者等候的時間大約為7分鐘，民營化改革后延長為10分鐘，后來很快縮短到了4分3秒。我們在參觀中看到，郵政轉運中心所有設備的擺放，都在地面上畫定了恰當的位置。無論是“大手筆”，還是“摳門”和“刻板”，體現的是日本郵政注重成本核算的理念和精細化的管理模式，對于中國郵政來說，既有啟發意義，又有榜樣的力量。
    以網絡能力為核心，網業分離。日本郵政業重視網絡能力的鞏固、提升和網絡開放，所實施的網業分離改革，成功地解決了混業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使得日本的郵政網絡公司真正成為基礎運營商，依托于這一平臺的郵政、儲蓄、保險公司成為增值服務商，這與電信的模式極為相似，可以為我國郵政企業所效仿。
    從初步感知的情況來看，日本郵政的網業分離意義，主要有四點：一是還原了郵政的公共基礎設施地位，增強了核心競爭能力；二是釋放了郵政的公共服務平臺優勢，實現了業務功能疊加；三是優化了郵政的各項業務經營渠道，厘清了網業結算關系；四是推進了郵政的網絡開放資源共享，提升了終端服務水平。
    在日本，郵局網絡公司提供窗口服務，依照委托合同代辦郵政、儲蓄、保險業務，業務結算后收取手續費。網絡末端，面向鄉村農協（農工商）等社團組織開放。作為日本郵政改革的重要內容，網業分離最大程度地體現了改革的價值，具有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
    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建構體系。日本人危機意識強，郵政家大業大，國有根基穩固。據2008年的統計，全日本郵政業總收入為224403億日元，其中日本郵政業務收入為199,617億日元，占88.95%；非郵政企業業務收入為24786億日元，占11.05%。而在郵政企業的業務收入中，郵務類業務收入為19432億日元，占9.73%；郵政金融業務收入為24885億日元，占12.47%；郵政保險業務收入為 155300億日元，占77.80%。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郵政民營化改革是進是退，始終未曾動搖日本郵政的國有地位。大動干戈的小泉政權，設計的改革結局是“政企分開、政府控股、企業上市”，日本郵政至多演變為國家控股企業。鳩山政權上臺后，基于民營化改革后的一些反映，早就表明了“國進民退”之意，有可能固化日本郵政的國有地位。因為各方面的原因，日本郵政的儲蓄資金大量化為國債，中上層人士形成了一股官僚勢力，能夠方便地參與和影響到黨派之爭、政府決策。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是自民黨、民主黨還是其他黨派執掌政權后，都不大可能改變日本郵政的國有性質，更不會削弱日本郵政的國有地位。
    以法治規范為先導，依法行政。日本政府對郵政業定位在監管方面，監管的依據是法律，監管的重點是公共郵政資產，監管的基準是社會公共利益，推行政令鮮見文件，一切著眼于“立法先行、依法行政”。法律體系十分完備，不僅有《郵政法》及其實施細則，還有《書信法》、《郵件寄遞條例》、《郵件投遞服務法》、《郵政柜臺服務授權條例》、《郵票銷售店鋪條例》等業務法規，在郵政民營化改革中又制定了“1+6”的《郵政民營化法》和各公司法案。法律條款詳盡明確，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國家、企業和消費者的權益都規定得十分具體。
    對于快遞企業，日本將其納入貨物運輸業管理，早在1951年就頒布了《道路運輸法》，對貨物運輸實行市場準入制度。1990年又頒布了《汽車貨物運輸事業法》、《汽車貨物代理事業法》等一系列法律，對貨運業務和貨運企業進行管理。分類施治、行政許可是日本政府加強郵政業監管的主要手段。企業經營普通郵件、特殊郵件必須向總務省申領相應的許可證，企業經營快遞業務必須向國土交通省申領貨物運輸許可證。日本郵政業的法治化經驗，歷久彌堅，值得我們長久借鑒。 （待續）
    （作者系河北省郵政局副局長）